此类用药，对于体虚羸弱之人有大害，这也是不能避讳的，弄不好也会伤命。
只是相对于治疫，这种权衡还是要的，普济，那就跟治疫的思路相悖而行了。
“蒲老，此次用药，不仅是加大用药的剂量，而且还要中西医联合用药。
中药治疫疗效不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的大传承，没有速效的消炎药。
按董师所说，此次流感特例，在于邪热疾袭肺卫，高热之下，邪热壅于肺卫之间，对咱们而言，叫做毒壅气营。
对西医而言就是肺炎了，以我之见，叫做重症肺炎更为贴切一些。
此类流感，遏制、改善，用中药是没有大问题的，但急切之间阻断、治愈，缺了大剂量的消炎药，也是白扯。
以我之见，对于流感重症，不仅中药方剂要加大剂量，消炎药也是一样要加大剂量的。
此种用药之法，无非权衡利弊而已，若此类流感肆虐，死伤必重。
遏制其发展，当为第一要务，有此标准，平和用药、准确用药，还是要放在一边的……”
听完李胜利的说辞，蒲老这边依旧眉头紧皱，这就属于论到死哪个不死哪个的哲学话题了。
治疫或是药不害人之间，总要有个抉择的。
这类抉择，按说应该放在管事人的案前，让中医师或是西医师考究这个问题，无疑是有些难为人了。
至于病家，在此过程之中的意见，则是可有可无的。
治疫非是一人一家之事，当用不用、或是用之不得法，病家的意见不为准。
医家用药，自然以稳妥为准；当事之人看用药与否，自然要权衡治疫的效率。
大害、小害之间，其实也用不着权衡的，李胜利的法子就对，只是在情理之上、医者仁德之上，有些说不过去。
“胜利，老汉过了一遍方剂，如你所言，大凉、大寒之下，怕是死伤难免。
只是如此治疫，于情理不合啊！”
李胜利说的法子，前辈医家们不是没想到过，只是不敢大用而已。
即便是大用了，因为医者仁德四字，许多大药治大疫的过程，也不会出现在医书典籍之中。
这种偏颇、险峻的用药之法，与中医纠偏之法不符，拿出来，就是混淆了医理，又怎么好在医书典籍之中记载呢？
蒲老这边有过治疗流脑的经验，知道李胜利的话说的不错，但流感跟流脑又有不同。
流感即为中医之时疫，若是小疫用大药，就是误乱之法。
但若是大疫，其流行范围必然甚广，一旦超剂量用药成为惯例，也是贻害无穷的方法。
作为挺头言事之人，蒲老这边不权衡明白也是不成的，一旦超剂量用药成为恶例，以后也没法纠正，所谓萧规曹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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