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34年春天的一个夜晚。
这个夜晚改变了詹长麟的一生。在这个夜晚，他只有两个选择：在日本总领馆卧底;或是用那把手枪立即结束自己21岁的生命。
詹长麟选择了前者。与日本人的战争，并不一定发生在战场上。
詹长麟1913年出生在南京，15岁时入国府警卫旅。“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国府警卫旅被编入当时的88师，詹长麟随军开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未几，母亲病重，他回乡探母，此后就留在了南京。
1934年的一天，詹长麟父亲的朋友王老先生主动提议将詹长麟介绍去日本领事馆当仆役，每月8块银元。
这时的中国，正值内外交困，日本已经霸占东三省，图谋着整个中国;而国民党也在加紧对红军的围剿。时局动荡，年轻的詹长麟也一直没能找到好的营生。
虽然去给日本人做事让詹父心存芥蒂，但一则只是仆役，并不为害国民，二则报酬算得优厚，詹父便让小儿子詹长麟前去一试。
当时日本总领馆招收中国仆役有四个条件：一是不懂日语，不会窃听到日本人机密;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质;三是外貌要俊秀;四是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
日本总领事对詹长麟亲自面试，十分满意，便让詹长麟任自己的仆从，负责打扫房间，端茶送水。詹长麟做事勤快机灵，肯吃苦，很快便赢得日本人信任。
就在詹长麟进入总领馆工作后不久，一天晚上突然被人叫到鼓楼旅舍的4号房间。
詹敲开房门时，一名男子已在房间里等候，“我叫赵世瑞。”他开门见山，“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你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其实是我们的安排。”“目的就是要你去刺探日本人的情报。现在日本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后，又向我国内地紧逼。形势逼人，我们必须及时掌握日本人的动态。”
詹长麟听了大吃一惊。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是当时收集外事情报的部门，主要负责收集日本情报。
赵世瑞拔出一支手枪，放到桌上：“我们了解你。你做过军人，有爱国心。我们把机密都告诉了你，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做仆役，同时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为抗日工作;二是你不肯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刺探日本人的情报固然危险，但毕竟是为国效力。詹长麟立即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力。
从此詹长麟就成了在日本总领事馆“卧底”的特情人员，代号65，化名“袁露”。每月可领得10元薪金。
詹长麟从此潜伏了下来。
作为日本总领事的仆从，詹长麟有机会接触到日本总领事的来往信件和绝密文件。日本总领事馆里的各种动向，甚至包括总领事的一举一动，他都默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每天从总领馆回到家后，詹长麟用明矾水在白纸上记下当日获取的情报，水干了以后就看不出来了。
每碰到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詹长麟就悄悄带回家，在密室里把信件拆开、抄录，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放回日本总领事的桌上。他做了个假邮戳，盖在信封上与真的一模一样，从没露出过破绽。
詹家附近的一座关帝庙成为詹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点，而他的母亲也成为传递情报的联络员，每天把他写成的情报插到关公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也会从关公像后面，取出上级给他的指令，带回去交给他。
这样的“间谍”工作每日都要冒着极大风险。
一个中午，领事馆里的日本人都在休息，散步的散步，打球的打球，詹长麟就悄悄进了总领事的房间。他先翻了翻废纸篓，又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突然，门外的楼梯上传来脚步声。詹长麟一惊，忙关了抽屉，装模作样地拿抹布擦桌子。进来的是副领事，他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房里，生了疑心，“咚咚咚”走过来，眼露凶光，逼视着詹长麟。“啪”的一声，一个重重的耳光落在詹的脸上。詹又惊又怒，咬了咬牙，直挺着没动。副领事没抓到什么把柄，怒冲冲转身离去。詹长麟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这之后的很多天，詹长麟表面上像没事人一样，内心却紧张不已，此后他行事更加小心谨慎。
1936年2月起，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当仆役，兄弟俩成了“同志”，都效力抗日，收集日本人的情报。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二人为人朴实诚挚，在日总领事馆中做事认真细致，因而深得日本总领事馆先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
沉默的地下工作就这样一天天继续着。
日军进南京城之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南京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悲惨的图景之下，詹氏兄弟也未能幸免。财产遭劫，房子被烧，半生心血毁于一旦。甚至，连妻子也遭到日军强暴。家恨、国仇和长期在日本人手下劳作的压抑交织在一起，沉沉地堆在詹氏兄弟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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