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柏林也有主战派，这与维也纳一样。
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毛奇在1912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危机大会上提出干预的理由。毛奇与康拉德的看法很一致，其实奥地利和德国的高级军官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毛奇认为，俄国的实力逐年增长，这对同盟国来说不利。按照毛奇的看法，一场欧洲大战“不可避免，越早越好”。
德国海军大臣提尔皮茨认识到德国的海军实力仍然落后于英国，所以并不急于开战。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也很谨慎，他在政治上把赌注押在与英格兰亲善上，这意味着德国必须减缓建造战列舰的速度，而提尔皮茨的计划就是要提高德国战列舰的建造速度。
贝特曼在会议中曾经提出建议：把德国公海舰队交给英国，这让提尔皮茨和威廉二世大吃一惊。
最后，德皇的意见最具分量，他反对为巴尔干问题开战，除非德国因俄国人侵犯奥地利而被迫出手。
因此，德皇并没有成为奥地利在巴尔干的盟友，反而似乎站在了塞尔维亚一边。
在1913年爆发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汇集其全身的力气要求塞尔维亚撤出阿尔巴尼亚，最后制止塞尔维亚的不是德国，而是俄国，因为俄国害怕塞尔维亚这位巴尔干地区的小兄弟变得过于强大。
德皇称维也纳想阻止塞尔维亚进入亚得里亚海为“愚蠢”。1914年3月，他亲自表示反对维也纳阻止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合并。他反驳说：“不可思议！绝对不应该阻止这桩合并。如果维也纳企图阻止，维也纳就是大傻瓜，就等于引发与斯拉夫人的战争，这将得不到我们的支持。”
尽管如此，贝希托尔德和弗朗茨·约瑟夫仍然执意要干这桩“大傻事”，不怕德国不支持。弗朗茨·约瑟夫越来越愤怒，蒂萨警告自己的皇帝说，奥地利继续反对贝尔格莱德将会导致“德皇开始偏向塞尔维亚”。
尽管奥地利和德国的高级军官们在巴尔干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但德皇始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避免卷入不必要的战争。他的谨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与奥地利在巴尔干问题上的立场。
当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时，德皇对奥地利的敌意越发严重，这意味着奥地利在外交上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从这个角度看，德皇与斐迪南大公在科诸派斯特的会面具有重大意义：威廉二世希望通过政权交接，使奥匈帝国在巴尔干采取更合理的政策，赢得罗马尼亚的支持，同时让塞尔维亚平静下来。然而，德皇的朋友遇刺，显然是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所为，德皇的期望落空了。
德国驻奥匈帝国大使海因里希·冯·契尔什基了解到，德皇和首相贝特曼一直想缓解巴尔干的紧张局势，因此他谨慎地建议奥匈帝国审慎处理萨拉热窝事件。
然而，当德皇看到契尔什基的报告时，他悲痛不已，因为他的朋友斐迪南大公竟然被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暗杀；另一方面，他愤怒无比，因为他原本希望通过斐迪南大公，改善德奥关系，进一步稳定巴尔干地区。而如今，这一切美好的期望都被萨拉热窝事件彻底打碎。在痛苦与愤怒的冲击下，德皇最终决定支持奥地利对塞尔维亚进行清算。
这正是贝希托尔德所希望看到的，德皇从过去的优柔寡断转变为坚决仇恨塞尔维亚的状态，准备立刻拿起武器战斗。
贝希托尔德希望在斐迪南大公葬礼上借着德皇的悲痛和怒火达成协议，但运气不佳。
德国首相贝特曼向德皇提出了安全方面的担忧。他指出，恐怖分子可能会利用葬礼这个机会针对出席的国家元首发动袭击，而这样的风险在当前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尤为严重。为了保护德皇的安全，贝特曼建议威廉二世不要亲自出席葬礼。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威廉二世最终同意了贝特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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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希托尔德正在办公室审阅一份关于巴尔干局势的报告。这时，他的秘书匆匆走进办公室，神情紧张地递给他一封急件。贝希托尔德疑惑地拆开信封，看到信中提到德皇威廉二世因安全原因取消了前往费迪南大公葬礼的行程。贝希托尔德的眼睛顿时变得炯炯有神，他意识到这意味着他的计划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信中详细描述了德国首相贝特曼为确保德皇的安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阻止德皇前往葬礼。贝希托尔德感到一阵失望涌上心头，他暗自咒骂贝特曼的过度谨慎。他原本希望借此机会拉拢德皇，以便在巴尔干地区实施更为积极的政策。
他感到非常失望和沮丧。他原本寄希望于葬礼上通过悲痛和愤怒的氛围，说服威廉二世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然而，这一计划随着德皇的缺席化为泡影。
贝希托尔德按捺住失望与愤怒，他要迅速将这个消息告诉康拉德。他想派遣一名特使前往德国，亲自向德皇表达奥地利方面的遗憾，并试图通过这名特使与德皇建立联系。他希望能以此为契机，向德皇传达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的立场和诉求，争取德皇的支持。
贝希托尔德深知，为了克服巴尔干地区的种种困境，他必须加快行动，寻求有力的盟友。然而，此次德皇未能前往葬礼，让康拉德与贝希托尔德的计划变得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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