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之后，朱小宝就把“小宝”给丢到没人认识的角落，以朱总的身份，在顶山第一药厂辖区内，从上到下混了个滚瓜烂熟，牛逼轰轰。
可木子李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太监就是太监，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猪头就是猪头，当上老总也还是LOW货一个。”
也只有木子李才会这样赤裸裸地评价我们的朱总。但因为我跟朱小宝有着多年无所谓真假的交情，十分了解他的为人。所以，也认同初来乍到的木子李对他的真实评价，说他是LOW货，也的确是一语中的。
朱总还是朱科的时候就已经特会装逼，特别在穷地方的穷人面前，他装得自己很有钱，比盛定海都还吃得开。但我们穷人就是有穷人的骨气，随便你怎么装，我们都还是穷人。他也只够在我们这些人面前装逼。
如果不是看在他也来顶山受苦的份上，我们有十个人就会有十一个人都看不起他，那个多出来的人就是总经理盛定海。
盛定海没办法。到了顶山，不仅生产的事要依靠朱小宝，泡女人的活也得依赖朱小宝。所以，他们在药厂宿舍区最后端的13号楼，租了个两室一厅，出双入对，供他们自己居住。
既然他们老板都没单间住，我们就只能集体挤着。他们自己也不烧饭，都到药厂的食堂吃，乐得让“侏儒”兼“矮子鬼”的驼子师傅宰杀。
还说那菜也不是贵得很离谱，跟外面的小炒店差不多，品相却比小炒店要好得多，与街上那些大酒店堪有一比。
被许多人背后戏称为“猪头”的朱小宝，其实是个比较想得开也看得透的人，比盛定海会过日子。他平时嘻嘻哈哈的说话也一点不笨，还挺实际。
他说药厂食堂的菜不是很贵，跟外面的小炒店差不多，一点也没说错，因为小炒店和食堂的菜是同等价贵。
他说药厂的食堂与街上三星级酒店有得一比，说得也没错，因为食堂和酒店的菜价也是一样贵法。
顶山这个地方就这样子，经济有多落后，市民的生活水准有多低，吃喝拉撒的消费就会有多高。特别是在菜价方面，不欺贫爱富，均等同贵。食堂如此，小炒店如此，大酒店还是如此。
这让我很是诧异。
这种不分档次不分场合的均等消费，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而想不太透的现象，在我当时看来，是属于一种不太正常的生活水准。
一个路边摊小炒店的菜价，怎么能跟三星级酒店的菜价相提并论呢？但明码标价的菜单不容得你不信。素菜都在八块以上，鸡鸭肉类的，绝对不下二十八，有名气一点的鳜鱼，半斤左右的话，都要八十八一条。
我们十来个人一餐下来，一人点一个，就是两三百。而这个时候，顶山药厂的工人工资，稍高一些的每月不到六百块，放在我们这样吃法，还不够我们吃两顿。
所幸顶山小炒店的菜盘子也和顶山大酒店的盘子一样，又大又深，盘里的菜也基本都切得比较大块，容易撑出间隙，看上去都比较足量。
事实也是，除了论称卖的各类淡水鱼之外，素菜类的，倒多炒的比较有分量，大酒店里的菜也一样多的很厚道。
如果放在我们老家鹿城的酒店，我们点得越多，分量就越少。精打细算的老板们，眼睛雪亮，心思缜密，无论是大酒店还是小饭馆，客菜都做得小而精，既不浪费，也不一次性满足食客们暴饮暴食的食欲。
对于我们这种需要大量体力劳作的劳动农民而言，所谓精致，总归还是小里小气，大多时候总不够我们塞牙缝。但我们可以多点几个，这样，相对也比顶山便宜，而且还能磨练我们对待食物链态度的涵养。
我们当时都以为，改革开放也就二十来年，西部经济发展速度较慢，要晚于东部十几年的水平是正常的。但没想到的是，又一个二十年过去，这里竟然还有这么多的人群，行走在四十年前的路上，生活在尚未绿化一二的戈壁滩上，吃比东部还贵的食物，喝着比东部还要高档的水酒。
就如我现在所在的祁西高新工业园区，周边的小饭店和拉面馆，跟园区特设的大酒店的饭菜价也不相上下。据说，管辖祁西高新区的市府那边，大酒店的住宿居然比我们鹿城还要贵，与各地机场专用的酒店不相上下。
我记得我们刚到顶上的头两天，盛定海在酒店里摆了一桌为我们洗过尘，药厂的老总在药厂的食堂里也摆了一桌为我们接过风，我们觉得太贵，吃不起，就降低水平去了小炒店，结果，饭钱也高的吓傻了我这个临时“管家”。
“这都是什么鬼地方，穷成这样，消费却高的吓到了我们这群被顶山人当成了财神爷的土豪猪。”静静和薇薇连着好几天都这样戏谑着一脸无辜而数着饭钱发愁的我。
顶山药厂的工人说我们鹿城佬个个都是有钱人，我不以为然：“我要有钱就不会来你们这里打工了。”
他们便讨好地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呢，你们江浙沪的人，个个都是牛，扒根牛毛都比我们的腿毛要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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