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批从南江老厂临时调到顶山的人员工资补贴内幕，都是罗萍私下告诉我的。
罗萍在烘房着火事故之后没多久，就要求调回老厂。走前，木子李、静静、薇薇和我等几个找了家以前没吃过的餐馆给她送行，跟她诉苦顶山的吃住条件太差，她就告诉了我这些，并鼓励我为手下的员工也即为自己应得的利益，带头与老板作一次大胆的谈判。
这也是作为一个车间主管，能笼络车间人心的最好方式。木子李也支持我这么做。
人为财死也好，重金之下必有忠魂也好，为了能让更多的员工臣服于我的管辖，我必须丢掉以前那种说到钱，就脸红心虚的贼想法。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为自己争取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恰当工资，是每个打工者应有的权利。
所以，即便能坐上西昱东晟的法人代表位置，我还是不忘要提前说定期望的工资。不然，像赵昱这等‘高情商的人精若赖起皮来，并不比上了银行黑名单的老赖要逊色，也不是当初的盛定海所能相提并论的。
但比起同时代的林正志，盛定海的智商又是高他一筹，会狡辩的多：“话也不是这样说的，他们补贴的是比你们多，但他们是临时的短期的，就一次性的。你们才是长期的，是长年的每个月都有，是真正的细水长流。做人嘛，格局要打开，不要看眼前，目光要放远。”
我举手制止住盛定海，起身一脸坚毅地说“眼前都活不过去了，还希望什么未来？凡是生存，势必活在当下。”
盛定海也起身说：“别激动，小墨。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的职务补贴再加200，木子李的就再加150，其他人员暂时不动。”
“先就这样定也行，”朱小宝就是会圆场：“但是，老盛，如果接下去的生产效益超出预期，你可得再给我们加工资哦。小墨，我也希望你们的工资都能月月涨，年年加，这样，我们这些出钱投资的老板就能赚上大钱了哈。”
我当年脸皮还是薄，没弄清楚工资这玩意其实只要能掌握住对方的所求和期望值，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但我当时年轻，对钱财欲望也没现在这么强烈，只是见好就收，顺势下来台阶说：“这个自然，小河有水大河满嘛。”
“是大河有水小河满，”盛定海纠正我说：“不过，意思都一个样，最好是大河小河都满流。小墨，你们上层人员的工资我给调整，基层人员的工资就得你去调整了。你叫静静、薇薇她们出去多方打探打探，弄清楚药厂基层员工的真实工资究竟是多少？回头我们集中再商量，再确定他们的工资。”
我说好。
其实，这顶山第一药厂基层员工的工资状况，根本不需要我们劳师动众地发动人出去打探，就华清和另外一个叫邵美英的原料库管理员这两个女人，早已把药厂的所有人的工资都说给我们听了。
情况倒真是盛定海说的那样，针对底层员工加薪的问题，不那么乐观。因为药厂基层员工的工资收入，不是一般水深火热的艰难。
我在前文已提示过：国企改革，一路由东向西进行着。到2000年那时，顶山大多国营大厂倒闭的倒闭，解散的解散。顶山第一药厂虽然还苟延残喘地坚持着，没有濒临破产的边缘，但十来个生产车间只剩下了两个在维持着一个产品的生产车间。其它的车间，都分别租给了几个从外省来的化工小厂。我们的车间，位于药厂众多废置厂房最后的一个角落，有点偏。
药厂的管理层们吃着药厂的‘地保’，把药厂前辈们留下的地皮和厂房，按外来租用者的不同需求，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区域。按区域范围的大小和设备的多少，分别收取地皮和设备的出租费和管理费，来解决下岗工人的生活费。
药厂唯一的一个产品，就像医院里俗称盐水的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吊着几百号还没下岗的工人性命，人均工资还不到五百元。这条信息真实可靠，绝无丝毫的差错和误导。
当然，四五百的人均工资，是指那些一天用四到六个班去倒班的工人工资，不包括药厂的老总和科室级领导的工资。木子李说，不能把分别收入99块的和1块的相加除以二，就确定为人均收入达到50元的水平。
虽然药厂人的工资状况属实，但我们的朱总朱小宝，在最初的酒足饭饱后，曾许诺那些来我们车间上班的下岗工人的工资在一千元左右，她们信以为真。
而等到即将发工资的时间，药厂的老总马猴子却发话了：“在药厂租车间生产的企业，原则上还是属于药厂的一个分车间，员工工资不得高出药厂在岗工人的工资，否则，后果自负。”
我当时没想明白什么叫后果自负，后来才知道，有些不想不死不活继续呆在药厂的工人，申请停薪留职，要跳槽到我们外来的公司里工作，拿一个月就可顶他们两个月的工资。
药厂的老总绝不会让这等事体发生，就下了那道狗屁原则的死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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