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不是看不起初中生，我听说这世上的许多成功人士，好多多是只上过夜校的小学生，还有我们鹿城人中的土豪，好多还是全文盲。
我说：“今晚就我们三个人，能说说你真实的自己吗？”
木子李挣脱开薇薇的怀抱，眼角红润。她整了整衣领，啜口茶，浅浅一笑说：“我真实的自己，就是坐在你们眼前的我。”
“你也别尽在我们面前装深奥，装高冷了，”我说：“都一年了，你还是没把我当成你的朋友，你的大哥。我知道你的心是热的，你的家也在的，只是你不想说给我们听，或者是我们不配做你的听众。”
“师傅你言重了，”木子李放下茶杯，伸手问我要了根烟，点燃猛吸一口，说：“我有家，有父母，有兄弟姐妹，但我家在鹿城的一个偏远角落，很偏很远，要多趟转车，要爬许多道山岭，要步行很长的泥泞小路。回一趟，不但需要很长时间，要消耗很大体能，关键还很不方便。你们也知道，我不喜欢走路，但我村庄进不了车子，连微型面包都不能。我们村还没普及电视，手机的信号很差，也没网可上。所以，没重要的事，也懒得回去折腾。”
鹿城还有这么落后荒芜的地方么？我有点不信。
就我家那山峦叠嶂的穷乡僻壤，到得春节这样的大节日，也早已是万家灯火，车水马龙，喧闹噪杂得紧。
“那些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是叫你跟我一起到我家过年吗？我家什么都有，什么都方便。楼下就是鹿城最大的菜市场，只有你不想吃的，没有你买不到的。附近到处都是银行，方便的就像是自己家里按的提款机。电影院、舞厅、KTV、酒吧，没有你想不出的，只有你不想玩的。”薇薇毫无顾忌地细数起她家的优越条件，我发现木子李的脸色越来越难堪，越来越自卑。
我打断薇薇的话，继续劝说木子李：“回家吧，我家也一样的不方便，但我还是必须要回去的呀。这是我们中国的优良传统，离得最远，穷得最没钱，也要回家过个年。这也是千年下来的习俗，是每个有家的人都必须回去看看的美德。”
说是这样说，而事实上，我比木子李还不想回家过年。
成年后的春节，在我脑子里只是一个烧钱过年的概念，我已经好多年没找到孩提时过年的那种痛快和忻悦。
塞满了炒豆、红薯干、米炮糖的口袋和肚兜；在地上挖三个各有半米远的小孔，用拇指弹入玻璃弹珠，三局两胜就能赢的一粒玻璃弹珠，就可以玩一天的游戏；香烟纸壳折成三角形‘游戏币’，谁出的‘游戏币’价格高，谁就先来掀翻它们占为己有的赌局......
那些年少的游戏记忆犹新，却统统消失在了用餐巾纸包裹的鼻涕里。
多少年了，我没再听到过边烧炭火、边爆破玉米粒、豌豆、糯米的苞米花声音；也没再看到一群年当力壮的大人，在堂前免费供哪家都可使用的石臼上，赤膊轮番上阵，发出‘嘿嚄嘿嚄’的有力吆喝、上下挥舞着木柄石锤捣碾农家必备的年货，即麻糍和年糕的壮观景象。
我记得在许多年前的孩提年代，小年前后的女人们比男人们要忙。她们忙着扫尘，忙着给自家的孩子和男人添置新棉袄。新棉袄的保暖里子，也是自家种自己摘自己纺弹的棉花夹层。
她们大多心灵手巧，忙着在年前做好各类小动物模样的花馒头，有鱼、有鸡、有鸭、也有牛和猪羊，给孩子们出门游玩时可以边啃边炫耀。
她们大多心地善良，忙着给村里某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或某个没爹没娘的孩子也准备好一份年货悄悄的送过去......
多少年了，我家门前的那台笨重的石臼，上面都布满了青苔。磨豆粉做豆腐的石磨也被放在水池边做了我家小丫头的垫脚石。那口曾在旱灾年几乎救过全村人性命的浅水井，也因多年无人涉水而成了一滩浅浅的小水坑，成了蚊虫、水蛭们的天堂。
多少年了，我家的懒婆娘总是伸出她白净细嫩的芊芊玉手，用她的兰花指戳着屋檐下的蜘蛛网说：“我从小到大多没扫过尘，脏死了。”
如今的媳妇，可以坦然自若地鄙夷起奶奶做给孙女的小棉袄，她说那棉袄又笨重又臃肿，拆开当抹布她都嫌弃。她给女儿买得都是穿过今年就没明年什么事的时尚童装，鸭绒衫、超短裙、连裤袜，把女儿打扮的花枝招展，像个异国的洋布娃娃。
如今的过年，除了烧钱还是烧钱。
名酒名烟一提就是上千的档次，烟花爆竹要放的跟大炮一样震天动地，长得跟我差不多高的侄子，还要跟我家的小丫头一起伸手问人讨要争抢现金红包，给少了还努着嘴巴不高兴。
柴米油盐酱醋茶，连水都要喝桶装的有知名品牌的矿泉水。所有衣食住行的生活用品，全都是一个字，买!两个字，就买！三个字，现钱买。买买买，这不是烧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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