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5年入伍，提干后我没有相过一次亲，却喜欢上一位漂亮的民办老师，父亲觉得民办老师工作不牢靠，反对我们交往，没想到我和有个女儿的她结了婚。
婚姻就是遵循自己的内心，让两个彼此喜欢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1975年12月，我穿上了军装，来到中原腹地的一个部队，成了研究所的一名战士。
研究所在山沟里，新兵一下连，我就被分配到所里的勤务连，当了一名警卫战士。研究所科研人员较忙，我们经常被抽调参加试验保障任务。
深秋的一天，我和另外3名战友，配属研究室科研干部，到西北沙漠一条荒凉的山沟里进行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试验现场没有人烟，警卫工作基本上没有啥任务，我们就全力配合试验工作。试验需要在现场挖出几个深沟，存放试验仪器设备，而所有的挖坑都需要我们来完成。
然而，还没开始挖，镐头就直接砸在了坚硬的石头上，我们稍微往旁边移了一下位置，总算没有再碰上石头，但揭开上面的碎石层没多久，下压是更坚硬的一个个石块，每往下挖一镐，手都被的生痛，往往刨不了两下，就赶紧换人，人歇镐不歇……
我们忙活了一上午，才挖了不到一米深的沙坑，不仅宽度不够，深度更差得远。
但是，在荒无人烟的野外，再也找不到可以挖坑的便利工具，我们只得咬紧牙关，硬是用镐和钎砸出了两个一米五见方的深坑，我们的手上尽管戴着帆布手套，但手掌上也磨出好几个的血泡。
由于试验现场与临时居住的部队营房较远，我们早上出发前，已把中午的午饭带到了现场。说是午饭，其实就是两个馒头和一碗咸菜，食堂也准备了热菜，但天冷，到现场后热菜凉了，上面漂了一层白油。军用水壶里灌的水，早已冻得冰牙，想要吃口热饭，要等到晚上回到基地。
西北的风沙大，一刮就是一天，我们戴的墨镜，被刮过的沙砾划出了一道道划痕，我们每个人的鼻子孔里，钻进了不少的沙子，一不小心就钻到嗓子眼，有的还到了嘴里……
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我们苦战了半个多月，终于完成了任务。而这样的任务，我们每年要执行多次。
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锻炼了我不服输的坚强意志。
出乎意料的是，研究室的专家给连队和机关写表扬信，感谢我们的艰苦付出，1978年的年底，我荣立了一次三等功，还被评为岗位学雷锋积极分子，立功喜报寄到了家乡。
收到部队寄去的喜报，父亲十分高兴，说大队和公社民政的同志，专门给家里送了大红花，还放了鞭炮，全村人都知道了，那一天，我们家成了村里邻居们热论的话题，都说老董家的二儿子在部队有出息了，部队都送大红花来了，连公社武装部部长都上门贺喜！
1979年，上级给了我们勤务连两个提干的名额，由于我完成任务突出，我被任命为勤务连的排长，接替已调任军务科参谋的老排长工作。
当战士时还感觉不到个人婚事的压力，一提干，父亲就来信催我对象的事咋考虑，让我探亲回家赶紧找媳妇，可我一直借口工作忙，请不下来假，拖着不想回家。我不知道回家后，该如何和父亲说对象的事。
父亲一直在铁路上工作，当初面临退休的时候，父亲想让我接班，到铁路上当工人，这样一辈子就有了铁饭碗。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爱上了一个学校教语文的女老师刘晓静。那天，在路上我父亲看到我和刘老师在一起说话，事后父亲也说这姑娘长得真俊，是个好姑娘，可一坐下来细问，才知道张老师不是公办老师，而只是个民办代课老师，父亲的脸立马沉了下来。
父亲说民办老师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工作，不牢靠，他不同意我和张老师处对象，但是，我却十分喜欢张晓静，之后，父亲一看到我回家，就说个没完，我不敢也不能解释，一张嘴就遭到父亲劈头盖脸的责骂。
父母生养了儿女，儿女的一切重大事情，他们都有操不完的心。
因此，到了1975年底的时候，部队来征兵，我谁也没告诉，直接跑到大队部报了名，体检、政审都走完了，部队家访时，父亲才知道我当兵的事，当着部队领导和民兵连长的面，他尽管一个劲地抽着旱烟，但终归没说什么，就这样我到了部队。
如今，我当了干部，我再提和晓静的事，固执一辈子的父亲未必会同意。
然而，父亲不知道的是，我当兵的第二年，晓静也离开了原来的学校，到了部队驻地附近，还是在一个学校当民办老师。
一天中午，我向连队领导请假来到晓静学校的宿舍，打开房门，看她慌慌张张往枕头底下藏信，我一看情况不对，就把信抢了过来！
我一看，信是一个男人写给她的情书，晓静连忙解释说，男孩子是学校的一位同事，多次表白喜欢她，但她始终没有答应。然而，我当时不知道自己为何不相信她的解释，心里的倒火上来了，我这么爱你，你背后还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脑袋一热，不顾后果地就打了她一巴掌，扭头就离开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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