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了很长时间的课，才知道，这代课，是要记工分的。
这记工分，是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村生产队按劳分配的体制。工分是社员上工应得报酬的分数，相当于后来的工资。早晨太阳还没出来、早饭后、晌午后，我们村里的生产队长，会准时站在饲养棚前，敲响那个挂在树上的大钟。社员们就一窝蜂似的把生产队长围起来，按队长的分配去干活了。这个大钟旁，饲养棚的院里，有两间土房，是生产队的队部。这队部的墙上，贴满了每个月份公示的工分帐单。白天这里是会计算账、队委会开会的地方。队委会很少开会，只是白天经常听到会计噼里啪啦的算盘声，清脆，响亮，又悦耳。晚上这里是记工分的地方。月亮刚刚升起来，大人孩子都挤进这个土屋子，一团团，一簇簇，肩挨着肩，脸贴着脸，身子挤着身子，把桌前手忙脚乱记分的会计，围在中间，大声地报着工：我，一天，八分，我娘，一天，十分，我爸，一天，十分，我哥，一天，十分，我姐，一天，十分….队长只是站在一边听着，核实着。记完工的人们走出那个人堆，相互贫嘴，聊闲篇，开玩笑，说笑话。满屋子，满院子，都是哈哈的笑声，那笑声能飞上房顶，飞上树梢，飞到天上的云彩里。
我就去找村支部书记风章哥说记工分的事。
这个风章哥，叫周风章，可是我的大恩人。
一九七二年，我高中毕业，刚刚放下书包，没有过几天，我就跟着风章哥，到北留智的第九村，去挖河了。这挖河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治理海河呀。
这海河，是华北最大水系，中国七大江河之一，上游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五大河流及三百多条支流，呈扇形汇集于七十三公里的海河干流，如玉带般地蜿蜒在津门大地。天津也因此被誉为“九河下梢”、“河海之要冲”。一九六三年八月，海河流域南部和西部遭受特大暴雨，洪水淹没了我们的庄稼，吞没了我们的村庄，冀中冀南一片汪洋。村子里房屋一片片倒塌，砸死淹死的牲畜发出难闻的腐尸臭，满地的庄稼泡在水里，满地的蛤蟆哇哇叫，蛇们爬到高粱头上，缠着一棵棵的红高粱，乌鸦躲到高高的树上。急流冲垮了梯田，冲毁了滩地，冲毁了公路，冲毁了水库大坝，冲没了桥墩，把铁路的钢轨拧成绳形，挟裹着石块、树木、杂物翻滚着淤涡，吞吐着泡沫，奔腾着，咆哮着，象脱僵的野马俯冲而下。我们的领袖一声号令：一定要根治海河！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上游，几千座水库建成，永定新河、独流减河、子牙新河、永定河、北运河、大清河全部挖通，呼啸着，奔入大海。这些吃人的猛虎，就都成了一只只草蛋的温顺的小羊。它们说：这代中国人，不能惹，豪情，壮志，感天地，泣鬼神啊。
这挖河，村子除记工分外，公社每天只补贴五分钱。可别小看这五分钱。这时候，一分钱能买一颗糖，能买一支铅笔，能买一个毛蛋。二哥在生产队的暖房孵鸡，常买上二角钱的毛蛋回家，娘在锅里一炒，就是一大双碗。那毛蛋，真是个香啊。五分钱就能买一个馒头，能买两块冰糕，能买一个小烧饼，能在饭铺喝一碗鸡蛋汤了。挖河虽苦虽累，可是吃饭管饱。那香香的参着黄豆面的窝窝头，还有那香香的漂着油的粉条菜和猪肉片，都是随便吃，在家里哪能吃上这么饱，这么香的饭菜啊？我一手拿着三个窝窝头，一手端着菜，吃得狼吞虎咽，真是个美啊。我比猪还能吃，一顿能吃四五个窝窝头。有一次伙食改善，我吃了七个大馒头，摁了摁肚子还有窝，又多吃了一个。
风章哥说：“你要是一头小猪，就好养了。”
我们村里二十多个民工，睡在一个碾棚里。这碾棚，是土坯垒的，有两间房的草棚子那么大。碾棚的东边是一个石碾，南边和石碾对着的窗子，只是一个方形的土洞，没有窗架。石碾旁放着一口大棺材。棺材偏西的南墙上有一个门，这门和那个窗一样，也只是一人多高一米多宽的长方形的洞，没有门框，更没有实际的门。我最怕的是那口大棺材。那棺材没有油漆，但看着就让人瘆得慌，好像那里面已经睡满了大大小小的鬼。我们村里的人们，也都怕这口棺材，都把被褥放在尽量离棺材远一点的潮湿的地下。因为这个，大的推着小的，高的推着矮的，瘦的推着胖的，推推搡搡，一阵推搡之后，有两个人竟然动起了手脚，真的打了起来。他们打得不分胜负，突然发现有个好欺负的主，就是个子最小的我。一起把我推到棺材前。我吓得要哭。风章哥说，你俩没出息到家了，竟然欺负一个孩子。说着直奔那口棺材而去。把被褥放在棺材上，铺好，就直接躺上去。一只腿搭在另一只腿上，高高地翘起来，抖着，?着，抽着烟，哼着小曲，像神仙一样，悠然自得。风章哥的举动，叫大家一下子明白了，那棺材没有用过，躺上去，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床。有个人说：“支书，我腰疼，怕潮，让给我行吗？”风章哥说，看你岁数大，就让给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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