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袁世凯的说法，杀贼劫后计划全是谭嗣同一人所为，光绪皇帝并不知情？”
“那只是袁世凯的一面之词。倘若光绪皇帝不知情，也不至于被软禁十余年，直到死去。
何况，在戊戌政变后，慈禧派其亲信搜查皇宫，发现不少太监藏有匕首，有犯上作乱之心。
因此，就在戊戌六君子遇害的几天后，宫里有六名为首的太监也被杖杀，还有不少太监被驱赶出宫。这些太监被杖杀的事，当时连国外媒体都有过报道。
种种迹象表明，光绪皇帝早就不满慈禧控制大权，干预朝政，也在皇宫里暗中培植心腹。若有机会，光绪也想效仿先帝康熙，像对付鳌拜那样，扳倒慈禧，夺回应有的权力。
只可惜，他的对手——慈禧太后，是历来政变中的佼佼者。光绪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后党也不敢废立他。因为按照祖制，皇权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荣禄等人本应站在光绪皇帝这边，却成了太后的爪牙，成了乱臣贼子。所以，袁世凯作为始作俑者，他必须要把光绪皇帝和慈禧的矛盾弱化，撇清光绪皇帝和这件事的关系。
按照袁世凯的说法，帝、后之争，就变成谭嗣同以下犯上，意图谋害太后。这样，袁世凯也从为虎作伥，变成了大义灭友的英雄。”
“袁世凯这套为自己洗白的说辞，有人信吗？”
“在大肆宣传下，当时，至少有一部分人信了他的说辞。谎言说多了，自然就变成了真理。要是人人都能够明辨是非，这世上也不会有诈骗了。
总而言之，袁世凯在日记中自辨，说自己是在九月二十一日，才在天津向荣?告密的。
而在这一天的清晨，慈禧已经在北京启动了戊戌政变。所以，戊戌政变的导火索并不是自己。
诚然，慈禧到了戊戌变法的中后期，和光绪皇帝的予盾已经锐化了。
应该说，在变法之初，慈禧是表态过，支持光绪变法的。比如，同意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人进入权力中枢——军机处。
但慈禧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定国是诏颁发几天后，慈禧便进行重大人事调整，把军权交给后党掌握，以便自己有足够力量随时中止变法。她要把变法控制在自己可接受的范围内。
很快，慈禧和光绪这对母子，就出现了第一次矛盾——光绪想要设立制度局。慈禧认为制度局的设立不但违背祖宗之法，还夺去她的权力，所以断然拒绝，训了光绪一顿。
不久，第二次矛盾——光绪未经她同意，罢免后党的怀塔布等六大臣；第三次矛盾——以设立懋勤殿为由，准备重提制度局旧事；第四次矛盾——计划请下野的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参与变法等先后发生，导致慈禧决定中止变法。
但此时，慈禧只是准备给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一个下马威。她根据杨崇伊的奏折，准备捉拿妖言惑众、迷惑君心的康有为一人。
但是，光绪皇帝在慈禧身边布有耳目，提前知道了这件事，便下密诏让康有为去上海督办官报，实际上就是让康有为赶紧跑路。这是戊戌政变四天前的事情。
如果老谋深算的慈禧这时候打算囚禁光绪皇帝，和大肆捕杀维新派人士，就不会提前让人捉拿康有为，打草惊蛇。
而且，在戊戌政变的前一天，慈禧还同光绪皇帝一起，召见了伊藤博文，听这位大清敌人介绍了日本变法的情况。
如果慈禧打算第二天发动政变，就不会选择在这一天接见伊藤博文，以免节外生枝。
重重迹象表明，慈禧之所以果断发动政变，就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
此外，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是袁世凯的告密引发了戊戌政变，那就是他后来的步步高升。
假设袁世凯是在戊戌政变之后，才向荣禄告密。那么，慈禧及后党并不会领他这份情，认为袁世凯有功。
因为，你袁世凯是迫于形势，担心牵连到自己，才进行告密，并非真心实意投奔后党。
而且，袁世凯一旦不是第一时间，主动说出杀贼劫后计划，就已经深深打上维新派的烙印。
所以，即便慈禧不怪罪袁世凯，起码也要进行冷处理，不会再让他掌握实权，特别是军权。
但是，戊戌政变一年后，慈禧就将袁世凯提拔为山东巡抚，并同意他把天津练的新军，带入山东布防。袁世凯首次成为封疆大吏。
戊戌政变三年后，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跃成为举足轻重的实权派大佬。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位置太重要了，之前曾国藩当过，李鸿章当过，荣禄当过，现在是袁世凯坐在上面。
而且，在袁世凯的推举下，他的不少同学也担任要职。袁党已初步形成。
七年前，袁世凯还是一名从朝鲜战场跑回来的逃兵。七年后，他扬眉吐气，大权在握。
这七年来，袁世凯除了训练新军，并没有可圈可点之处。而且，这支新军只是外观上军容严整，还没有上过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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