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故意最后一个走下“藏宝阁”，趁人不备，将玻璃罩和杯子移开，拿出玻璃罩下面的盒子。
盒子外面包覆着厚厚的黑色牛皮，上面居然有个大大的钥匙孔。我试着用那把铜钥匙，依照“进一退二”，盒子的后盖轻轻开启，一个圆形的羊皮囊滚落了出来。
时间不多了，我也顾不得仔细端详羊皮囊，将它放进了相机包里，迅速将圆桌上的物品恢复原状。
梅在楼下高声喊道：“张先生，就差你了，警察都没耐心了。”
我连忙应道：“刚才脚崴了，我这就下来。”
我装作一瘸一拐的样子，走进了教堂。趁人不备，将那个羊皮囊藏在蜡台下面的架子里，同时示意梅，蜡台下面藏了东西。
我们五人双手抱头，走出了教堂。外面已有十余名警察，荷枪实弹，严阵以待。
因有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之嫌，我们的保卫并未露头，而是隐蔽在教堂房顶的角落中。
梅边走边比划着我看不懂的手势，大概是告诉保卫，教堂内有东西需要他们去取。
抓我们的是布达区警察总署的警察，原来他们曾经接到密报：有人潜入教堂实施盗窃。
经梅翻译后，我松了一口气，满脑袋想的是，那个沉甸甸的羊皮囊里的物件到底是什么？
此时的匈牙利和意大利外交关系，因欧盟投票问题，尚有一些紧张。警察听说我们是考古工作者，未经匈牙利有关部门批准，擅自行动，表示出强烈的抗议，并将我们一行三人驱逐出境，三年内不准进入匈牙利。
中午，意大利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大使特意将我们保释出来。
走出警察局，警车将我们直接送到了飞机场。
我问梅：“行李怎么办？”
梅狡黠地说：“您的行李还有那个物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已经送到了机场，尽可放心。”
飞机驶离跑道，舷窗下的多瑙河两岸依然风姿绰约。布达佩斯，这座古典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融合的城市，让我流连忘返。可惜，三年后才能再走进这个城市。
走出米兰机场，我迫不及待地给婷婷打了一个电话。因机构纪律，我进入匈牙利后，不能与机构外的任何人联系，所有私人通讯工具必须处于关机状态。电话里的婷婷撒娇地说道：“有美女相陪，就忘了原配了？”
我将这几天未打电话的原因解释了一番，婷婷若无其事地说道：“没事儿啊，老婆我相信你。我们现在威尼斯，明天去佛罗伦萨，你来和我们会合啊！”
走出机场，登上迎接我们的专车，我就迫不及待地找出那个羊皮囊。
在教堂里因匆忙，没有注意，羊皮囊上竟有机关，类似中国古代的藏诗锁。锁码共四排，每排有六个意大利字母，为此我一筹莫展，只能求助梅。
梅也是首次遇到这样的锁，听我说完原理，依然一头雾水。
我跟他说，应该是和圣经有关，如耶稣永在等句子的开头字母。
梅琢磨了一会儿，机关终于打开。里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牛角杯，唯一的差异，牛角杯外有一个银质的杯托，杯托上面雕刻有橄榄枝。
已经打盹的鲁索听罢，猛然醒了过来，仔细端详杯子后，大惊失色地问我：“Where was this found?（这是在哪里找到的？）”
鲁索没等我回答，打开一瓶矿泉水倒进牛角杯中，又将牛角杯中的水倒入一个空矿泉水瓶，无色的水，已经变成了淡红色。
鲁索大喊道：“This is the real Holy Grail.（这才是真正的圣杯。）”
当晚，警察局长和梅来到了我的房间，进门紧紧拥抱着我，又递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是100万欧元的现金支票。
局长真情地说道：“这笔钱无论如何你得收下，不是机构给你的，是共济会奖励给你的，感谢你找到了遗失千年的重要文物。不方便代会中国，我们就在瑞士银行给你开个账户如何？”
听完梅的翻译，我点了点头：“有一事不解。这个圣杯是否和蒙古人有关系？是否和中国人有关系？”
局长摇了摇头：“这方面共济会没有透露线索来源，反正是找到了，就不管其他了。”
我又问道：“马休神父怎么样了？”
梅告诉我：“他现在应该在前往罗马的飞机上，手里应该捧着圣杯。”
局长接着说道：“那个杯子也是重要的天主教圣物，马休神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估计明天会出现在梵蒂冈。”
兴致勃勃的局长又起开了一瓶红酒：“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清楚。共济会的人几乎走遍了布达佩斯的所有教堂，搜寻圣杯的下落，十几年了，依然一无所获。你一出马，为何如此容易地就找到了？”
我回答道：“藏宝人不是中国人就是深谙中国文化，那首诗，没有中国古文造诣的人，根本理解不了其中的玄机。不是我有能力，而是运气好，恰巧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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