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一这状子到了皇上手里，就会惹出一些不愉快的问题，引起误解。”他看完状子，就想道。他把状子放到桌上，按了按铃，吩咐请聂赫留朵夫进来。
他记得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已经收到过他们的状子。案情是这样的：这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多次受到告诫，后来就把他们送交法庭，法庭却判定无罪释放。于是主教和省长就决定以他们结婚不合法为由，把丈夫、妻子和孩子拆散，流放到不同的地方。那些做丈夫和做妻子的就要求不要把他们拆散。托波罗夫想起了当时这案子第一次落到他手里时的情形。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事情。不过，肯定原来的措施，也就是把那些农民家庭的大大小小流放到不同的地方去，是一点害处也没有的；如果让他们留在原地，那就会对其他居民产生很坏的影响，使他们也脱离东正教。再说，这事也表现了主教热心教务。因此他就让这案子按原来的办法办下去。
现在却出现了聂赫留朵夫这样一个辩护人，这人在彼得堡是有多方面关系的，这宗案子就有可能提到皇上面前，成为一宗暴行案件，或者刊登到外国报纸上，所以他立即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您好。”他带着忙于公务的神气，一面起立迎接聂赫留朵夫，一面问好，接着就谈起正题。
“这个案子我知道。我一看到这一些名字，就想起这件不幸的事。”他说着，就拿起状子，给聂赫留朵夫看，“这事您提醒了我，真是太感谢了。这是省当局热心教务过了头……”聂赫留朵夫没有作声，毫无好感地看着那张苍白的脸扮成的一动不动的假面具，“我这就发指示取消这种做法，把那些人送回原地。”
“那么，这状子我就不用往上递了？”聂赫留朵夫说。
“完全不必。这事我答应您了。”他把“我”字说得特别重，显然充分自信他的诚意、他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哦，最好我现在就写个手谕吧。有劳您坐一会儿。”
他走到写字台边，写了起来。聂赫留朵夫没有坐，朝下看着他那窄小的秃顶，看着那一只握笔疾书的露着老粗的青筋的手，感到十分惊讶，不知道这个显然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人为什么做起这种事，而且做得这样上心。究竟为什么呀？……
“就请您带去吧，”托波罗夫一面封口，一面说，“您去通知您那些当事人吧。”他又补充一句，还撇了撇嘴，做了一个笑的表情。
“这些人究竟因为什么遭这场折腾呀？”聂赫留朵夫一面接信，一面问道。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笑了笑，就好像聂赫留朵夫问得他很开心。
“这一点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对宗教问题过分热心，总不及眼下流行的对宗教问题过分淡漠那样可怕和有害。”
“可是怎么能以宗教的名义来破坏最基本的行善要求，拆散家庭呢？……”
托波罗夫依然带着宽宏大量的表情笑着，显然他认为聂赫留朵夫说得很可爱。不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托波罗夫都认为是可爱的和片面的，因为他自以为是站在广阔的国家立场上看问题的。
“从个人的观点来看，也许是这样，”他说，“不过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就有些不同了。对不起，恕我少陪了。”托波罗夫说着，弯了弯腰，伸过手来。
聂赫留朵夫握了握他的手，就一声不响地匆匆走了出来，很后悔同他握手。
“老百姓的利益哩，”聂赫留朵夫在心里重复着托波罗夫的话，“不过是你的利益，是你的利益罢了。”他一面从托波罗夫的官邸往外走，一面想着。
他逐个儿回想了这些维护正义、保护宗教和教育人民的机构照顾过的一些人：因贩卖私酒被监禁的农妇、因偷窃被监禁的小伙子、因流浪街头而被监禁的流浪汉、被指控纵火的纵火犯、因侵吞公款被监禁的银行家，还有不幸的丽达，她被关押只是因为要从她身上得到必要的情报，还有因为反对东正教而受害的教派信徒，还有因为希望制订宪法而被监禁的古尔凯维奇——于是聂赫留朵夫头脑里清清楚楚地出现了一种想法：所有这些人被抓、被关押或者被流放，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破坏了正义或者干了什么违法的事，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那些官僚和财主们占有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财富。
不论是贩卖私酒的农妇，不论是在城里浪荡的小偷，保存文件的丽达，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希望制订宪法的古尔凯维奇，都碍他们的事。所以聂赫留朵夫就完全明白了，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父、那些参政官和托波罗夫，直到坐在各部办公室里的那些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先生们，都丝毫不担心无罪的人遭殃，他们操心的只是如何清除一切危险分子。
所以，不仅不遵守为了不冤枉一个好人宁可放过十个坏人的律条，相反，他们为了清除一个真正的危险分子，宁可除掉十个没有危险的人，就好比为了挖掉一点烂肉，不惜挖掉好肉。
这样解释所见所闻，聂赫留朵夫觉得又简单又明了，但正因为又简单又明了，聂赫留朵夫想来想去，不敢肯定。对于这样复杂的现象恐怕不能作这样简单而可怕的解释吧，所有一切有关正义、善、法律、宗教、上帝等的话不可能都是空话，只是为了掩盖最无耻的贪欲和残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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