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王在晋就觉得山海关前的八里铺有战略意义，便计划在八里铺新筑一座新城来防守大金。实际上，王在晋的计划中不止是要修八里铺新城，到后面还要修中前所、修宁远城，一路修到努尔哈赤家门口。
但大夏朝廷对王在晋的八里铺新城计划并不感兴趣，第一次报上去后杳无音信。王在晋不甘心，第二次再提八里铺新城计划，并请求朝廷拨给他93万两。
实际上，八里铺新城计划总长三十七里，按照科臣周希令的估算是要五百万两的。王在晋也明白，五百万两对此时的大夏财政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于是，王在晋弄了一个简陋版的八里铺新城计划，只要93万两。朝廷依然是不支持，但大夏皇帝不想挫伤王在晋的积极性，还是给了王在晋二十万两，还特意叮嘱他“斟酌节省，毋致虚糜”。
孙承宗这次巡边，专门花一天时间到八里铺现场调研，又听了王在晋的防守计划，嘴上虽没说什么，但心里深不以为然。
第二天，孙承宗调研中前，看到王在晋也准备在中前修筑，心里就更失望了。因为在孙承宗看来，中前绝非能守之地。
等到调研宁远时，兵备副使袁崇焕向孙承宗提出，一定要驻军宁远，召募辽民重建宁远城。
“袁崇焕守宁远之议，气勃勃欲起”。
袁崇焕主张守远的理由是，现在辽民起义反抗大金，被围困在十三山，如果调兵驻守宁远，可以去接应逃亡的辽民，招募其中壮者为兵；将来有机会还可以收复锦州，进而打造宁锦防线。
孙承宗听了袁崇焕的建议，便召集大家商议。对于袁崇焕守宁远的建议，大多人都是反对的，理由是宁远离山海太远了，建筑材料不好运输。
“诸臣谓孤军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能远及。”
而宁前道张应吾说的就更直白了，“大寇来，未有能应者”。
也就是说，并不是大家认为宁远的战略意义不重要，而是宁远离大金势力太近，修城危险，怕有“大寇来”。
而八里铺紧挨山海关，前线又有蒙古骑兵守着，修建的安全系数明显高多了。
估计这一会孙承宗快被气疯了，但还是不动声色地问，“诚然，倘我不守，而贼以一兵据宁远，以一兵据觉华，是将急之乎，缓之乎？”
众人无言。从这一刻起，孙承宗大概对辽东经略王在晋、宁前道张应吾等人，可以说是失望之极。正如孙承宗在奏章中所说的，“每一开口，千难万难，今日关上备，诚未完，当以何时可完？今日宁远事，诚难做，当以何时可做？”
接着，孙承宗又和王象乾商量，袁崇焕提出派五千兵驻军宁远，接应对抗大金的十三山辽民，你怎么看？
王象乾回答，山海关守军刚败，士气低迷，老臣与蒙古诸贝勒交好，不如请他们派三千骑兵驻守宁远前线，接应逃亡辽民。
孙承宗不久前视察过山海关，也清楚那帮兵痞是什么德行，五千山海兵远不如三千蒙古骑，便黯然同意。
“臣初与督臣象乾计，欲以五千兵据宁远，令义民望之以为归。而督臣更欲发西虏之劲者三千以为护，使诸人西来。归而安插之宁远、觉华，择其强者为兵，余即屯牧。此崇焕议，而臣与督臣更议之，众亦谓然。”
身为帝国的将士，不敢去营救帝国的子民，还得依赖外族的力量，不知孙承宗、王在晋此时心中是什么滋味。
最后，在蒙古骑兵的帮忙，十三山辽民有六千多人被救回来了。这六千人和后来陆续逃亡到宁远的辽民，成为抵抗努尔哈赤最坚定的死士。
因为，这些辽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已经死过了，而宁远又给了他们重生的机会。
虽然孙承宗心里是认可袁崇焕的意见，但并不喜欢他这个人。
“臣非谓袁崇焕辈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盖再三驳其议，以尽其任事之心。”
因为袁崇焕是个不守官场规矩的人，当着孙承宗的面，公开反驳王在晋、张应吾的意见，其“气勃勃欲起”，故计当时八成是拍桌子了。
张应吾是宁前道，是袁崇焕的上司。王在晋是辽东经略，是袁崇焕的上司的上司。而且，王在晋对袁崇焕有知遇之恩。
王在晋经略时，袁崇焕是以主事（闲职）的身份，入辽当榆关监军，区区六品小官而已。后来，王在晋向朝廷推荐，破格提拔袁崇焕为兵备副使（正四品）。袁崇焕的职责也从监督改为练兵。
孙承宗不喜欢的，大概就是袁崇焕顶撞上司的这种性格。倘若没有孙承宗的支持，袁崇焕在官场上大概率会被排挤成路人。
事实上，袁崇焕顶撞上司，越职行事屡犯不改。后来，天启三年时，士兵们举报副总兵杜应魁贪赃冒饷。辽东巡抚阎鸣泰让袁崇焕去调查。袁崇焕调查发现杜应魁贪赃冒饷属实，当场越权行事，直接一刀把杜应魁脑袋砍了。
这引起孙承宗勃然大怒。不过孙承宗怜惜袁崇焕之才，还是帮他压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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