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还不是士兵拿到手的收入，还要扣这扣那，实际拿到手的仅有六、七成。
“计一军应领一两者得七、八钱即喜其多，再扣而至五、六钱，亦敢怒而不敢言也。”
要知道大夏士兵是没有养老金的，以这个收入水平，士兵们如何去养家糊口，赡养父母，如何有积蓄养老。
这样的待遇别说让士兵们在战场拼命了，就连日常训练也无法保障。有些士兵干脆就从工资中拿点钱贿赂将领，让别的士兵顶班，自己在外找私活干，赚外快补贴家用。
朝廷哪里是在辽东养兵，这不就是在辽东养了十四万低保户吗。
而辽兵不但收入微薄，且屡屡被朝廷官员克扣和侵占军饷，士兵哗变屡见不鲜。
天启初期，仅仅阎栋等三人就侵吞辽兵米、豆共计四万四千石。辽兵的遭遇，连熊廷弼看了，都忍不住流泪说道：“时至寒冬，见士卒裸体穿甲，身无存棉，乃心如刀割，恨不得以身受之。”
与此同时皇帝、文臣、武将、皇族宗室、大地主、大富商妻妾成群，住着桂殿兰宫，过着绵衣玉食的生活。
每月1.7两收入，这是招募边军的收入，而内地世袭的卫所军的收入更低。
嘉靖三十年，临汾县一年收入两，存留本县的有两，其中用于当地宗室禄俸的两，用于卫所军需的889两，用于教育经费835两；起运至国库的两。地方卫所军支出仅占当地财政收入的1.6%。
也就是说，大夏军队新招募的兵领的是新饷，一个月总收入1.7两；而原来世袭的卫所兵领的是旧饷，一个月总收入大概0.5两。
这就造成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领旧饷的士兵逃亡后，又被别处军镇招募，改为领新饷。
“旧军强壮者，相率潜逃，就募别处。以致旧军日少，新兵日多。”
如此低廉的收入水平，造成军营士兵逃亡，军官纵兵掠夺，以骡充马，杀良冒功，吃空饷，养家丁等现象屡禁不止。
这也不难理解辽人为什么要把客兵当成第一恨了。这些一波波从各地援辽的客兵，都是拿刀拿枪的军事集团，怎么可能让自己穷困潦倒呢，自然就欺负到辽人头上了。
大夏军事制度的弊端实在太多，这里单说吃空饷一事。孙承宗曾在山海关抽查了一支队伍，册上数百人，实际上只有兵四十人，军官十七人。
也就是说，这57名将士瓜分了几百人的工资。
大夏帐上有兵，实际无兵，是二百年来的常态。像广宁在大战前编制上有十四万，但实际上有多少兵，只有鬼知道了。
大夏的兵制特点就是冗兵、低薪，喜多不喜精。大夏编制上的兵力是非常之多的，为历朝之最。
洪武年间全国总兵力约百万兵，到正统初期兵力达到顶峰，兵力约三百万，土木之变后，由于士兵大规模逃亡，兵力开始下滑，但基本保持在130万左右。但里面水分有多大，兵部始终是不知道的。
不但兵部不知兵几何，户部也不知户几何。
根据天启五年十二月户部公布的数据，“人户九百八十三万五千四百二十六户，人口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口半”。
为什么会有半个人，那是人口普查时刚好有人快生了，所以算半个人。看上去数据挺逼直的，但里面的水分更多了。
大夏建国初，朝廷做过一次人口普查。全国约1100万户，6100万人口。而经过二百多年后，全国仅有983.5万户，5165.5万人口。
简直太离谱了，人口居然还不如建国之初。这和大宋王朝相比也差很多，宋朝元丰年间就有1800户，1亿人口。
这两百多年来，大夏王朝并没有长时间的战乱，也没有大规模的瘟疫，更没有实施人口控制政策。为什么人口会出现负增长的现象？
这是因为有人在隐匿实际人口，以避税、避役。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在册田亩统计中。大夏应缴税的在册田亩长期大概比大宋少了2亿亩田地。虽然大夏在国土面积、水利技术、耕作水平远胜宋元，但可纳税的田地可少得可怜。
正是这些皇室宗亲、贪官污吏、地主豪强隐匿了大量的人口、田地，导致户部账上的数字远低于实际数。
大夏兵制不单是工资极其低廉，还是严重的欠饷问题。这个问题自万历时期就有，但一直没办法去解决。泰昌、天启两任皇帝比万历要慷慨得多。泰昌帝从内帑拨出400万两，而天启帝从内帑拨出2000万两，但依然解决不了军饷。
一个是万历留下的陈年旧债比较多，一个是辽地上逢战必输，再一个是鲁地、楚地又起叛乱。军费开支就一直往上涨。
一看宫中的白银如流水般涌出去，天启心疼了，也不舍得发了，甚至还让大臣们捐款助饷。本来就是因为收入过低，导致贪腐之风刹不住，这下让大臣捐款，反过来又滋长了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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