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多人心里也明白，两国议和这种事没有幕后大老板的点头，陈新甲是不可能去皇太极商谈的。
看到言官的一片漫骂之声，朱由检的脸挂不住了，怨恨陈新甲提前泄露机密，觉得自己英明神武的君主形象被破坏了。
于是，朱由检并没有当众明言，坦然面对议和之事，反而怪罪于陈新甲。
最后的结果是议和之事破灭，兵部尚书陈新甲被斩首，弃于市，大学士谢升被罢免为民。
“事成则分其功，事败则委之司马。”
另一件让朱由检心凉的是传庭兵败。
李自成进军湖广后，官兵中实力最强的左良玉并没有按照朱由检的意图，去死磕李自成，而是不战而逃窜，保存自己的实力。
这让朱由检心急如焚，任大学士吴甡为督师，南下剿匪。可是吴甡手上无兵又无饷，又调动不了各路总兵，自然对李自成束手无策。
看到起义军在湖广一路高歌，盛怒的朱由检下令削去吴甡官职，发配至云南保山。
这时候，朱由检已经恐惧了，意识到这匪是越剿越大了。
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陕西总督孙传庭身上，下令孙传庭出潼关南下剿灭李自成。
起初，孙传庭是不愿意南下剿匪的，其理由是军中不少士兵是新兵，尚未练成军。
但经不住朱由检的催促，孙传庭还是决定出潼关，尽人事。但老实说，孙传庭对剿灭李自成是缺乏信心的。
他曾仰天长叹：“吾固知战未必捷，然侥幸有万一功。大丈夫岂能复对狱吏乎！”
这句话说尽了孙传庭心中的凄凉，他何尝不知大厦将倾。
但是孙传庭对于朱家皇族依然是忠心耿耿。他不同于左良玉，割据一方，有钱就打，没钱开溜。
如果朱由检真的要治孙传庭的罪，他大概率不会反抗，顺从帝意。
所以孙传庭才会说那句话，“大丈夫岂能复对狱吏乎”。
因为他已经被朱由检关在大牢几年了，不想被再次入狱为囚了。
而且，当时有两件事，让孙传庭觉得可以博一博，万一成功了呢。
一件是起义军之间的内斗。
崇祯时期的农民起义军虽然有近百支，但并不是一个统一整体。
一部分起义军被官兵所剿灭，比如大名鼎鼎的高迎祥部。
一部分起义军则投降朝廷，转身砍向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比较有名的有高杰部、白广恩部、王光恩部、惠登相部、刘国能部、李万庆部、马进忠部等等。
投降朝廷的起义军领袖中，官做到最大的起义军领袖当属高杰，封为兴平伯。
到了这个时候，剩下反抗朝廷的起义军主要有九支队伍。
分别是李自成部、张献忠部、罗汝才部、革左五营（贺一龙部、马守应部、贺锦部、刘希尧部、蔺养成部）、袁时中部。
当李自成南下湖广时，声势大盛，被推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各路起义军（张献忠除外）都听从李自成的号令，起义军的领导核心已经出现。
但很快，起义军内部的一场血光剑影就上演了。罗汝才、贺一龙、袁时中、蔺养成先后被李自成杀死。
起义军之间的内斗有大夏朝廷反间计的因素。
侯恂、高名衡、左良玉、陈永福等大夏重臣都曾花重金，在起义军队伍中培养奸细，行反间计。
但最重要的还是李自成个人的原因。
李自成的格局和胸怀比朱由检来说是高很多，但比皇太极来说还是差远了。
相煎太急！
昔日张绣反了曹操，发动了宛城奇袭，曹操最器重的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大将典韦死于此役。但曹操有能容人的胸襟，最后还是招降了张绣，让他为己所用。
光武帝刘秀曾与铜马军大战于蒲阳，打败他们，并成功收编了铜马残部。但铜马众将领心有疑虑，并不真的臣服刘秀。
如果不能收服这些铜马降将，一旦有风吹草动，势必生乱。
刘秀用了两招便收揽了铜马众将的心。
第一招是以利安之，封降将为列侯，奖赏降兵财物，允许各将继续统率本部人马。
第二招是推心置腹，刘秀在不打招呼的前提下，带着几个随从，到铜马众将的大营中逐个安抚。这个举动惊呆了铜马众将。
事后，他们相互议论：“萧王如此推心置腹对待我们，怎能不以死相报？”这里的萧王正是刘秀。
刘秀收服铜马军的事也创造出推心置腹这个成语。
“萧王推赤心置人腹心，安得不投死！”
果然，刘秀后来以铜马军起家，削平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天下，实现了光武中兴。光武帝刘秀也被称之铜马帝。
“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强弩藏。”这在历史上已经上演过无数次。李自成再重演一次也能理解。
但是，鸟尽弓藏的前提是大事已定。
此时李自成面临的形势能算是大局已定吗？
不能，满地都是奔跑的飞禽走兽！猎犬和强弩还要继续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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