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沈太福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入生产，银行也对这个有风险的项目没有兴趣，这时候，沈太福想到了民间融资。
此时正值邓公第二次南巡之后，改革开放的号角再次响彻大江南北，人们对各种有新意的建设项目充满了热情。由于中央金融管制，发生在民间的各种集资行为便一直非常活跃，利息也是水涨船高。在沿海很多地方，民间拆借资金的年利息基本在16间。
正是在这样的火热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资游戏出台了。
“游戏”的名称是：技术转让。“游戏”规则：无论男女老少，均可与长城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投资额3000元起，上不封顶。合同中承诺，投资人可以随时提取自己的资金，而且投资回报很可观，长城公司承诺“按季支付补偿费”每年“补偿率”达24%，比银行当时的储蓄利率高出一倍（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12%左右）。这个疯狂游戏其实就是以发展节能电机为名，以高利息为诱饵，以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形式，向社会广泛集资。
长城公司发明的新型电机属于节能项目，当时国内能源紧张一直是瓶颈，因此凡是有节能概念的新技术都颇受青睐。
而沈太福更是一个善于包装和炒作概念的高手，在沈太福一番让人眼花缭乱的操作下，他先后在全国17个城市开展了类似的活动，长城公司的集资风暴迅猛席卷全国！为了制造经营业绩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亿元集资款变成公司的营业销售收入，然后向税务部门缴纳了1100多万元的税款。而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长城公司只售出电机50多台，价值仅600多万元。与此同时，沈太福在人际公关上大下工夫，他先后聘请了160多名曾经担任过司局长的老同志担任公司的高级顾问，由此构筑起了一个强大的官商关系网。
这个泡沫越吹越大，至1993年3月份，长城公司的集资额超过了10亿元，沈太福为此举办了大型庆祝酒会，轰动全国！
事态演进至此，商业骗局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烈，沈太福铺天盖地的集资风暴引起了国务院某位高级领导的高度关注，这位对金融风险怀有本能警觉的中央决策人意识到，如果“长城模式”被广泛效仿，一个体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将庞大而可怕地出现，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将全面失效。于是，他亲自下令中止长城公司的活动。
随即，沈太福就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出的《关于北京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通报》指出，长城公司“实际上是变相发行债券，且发行额大大超过其自有资产净值，担保形同虚设，所筹集资金用途不明，投资风险大，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要求“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
正如日中天的沈太福遭遇了当头棒喝！
但是，此时的他已经在狂热和膨胀中失去了对局势的清醒认识，自以为有高层人士、上百位老干部以及10万集资民众的“撑腰”，他已经具备了与国家机器博弈的能力。他的应对之策竟与大邱庄的禹作敏如出一辙。在接到人民银行的通报后，他当即宣布状告人民银行行长，索赔1亿元，国内外舆论顿时哗然。
这是中国第一位民间企业家敢于直接对抗中央政府。
随后两日，局势朝沈太福预想的反向发展，政府没有任何退让的迹象，各地的挤兑事件则层出不穷，他试图倚重的媒体和老干部似乎也帮不上忙。这个硕大的集资泡沫，瞬间破裂！
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开中外记者会，下午，他在北京首都机场被截获，当时他带着三张身份证和一皮箱的钱打算出逃国外。
最后等待沈太福的，则是枪决的判刑。同时，有多位机关干部黯然落马，其中不乏高级领导，他们都为沈太福的集资案做了背书。
这时候，老霍又说道：“沈太福最鼎盛的时候，集资额已经超过了10个亿，我这上千万能算什么？”
此时，陈明宇见老霍竟然拿沈太福来作比较，不禁感到十分好笑，他们两个能是一个等量级的人吗？而且，他刚才说老霍身家上千万，也只不过是随口一说罢了，他认为，老霍的身家估计是很难达到千万！虽然他名下有一个名城山庄，还有不少其他的场子，但他只不过是薛明伦的一个白手套罢了，这个名城山庄估计没有他多少股份，而且银行那边估计还有不少贷款。至于那些小场子，除了养那些看场子的兄弟的钱之外，他还能剩多少呢？老霍竟然还承认了自己身价千万，可真是大言不惭啊！
本来，陈明宇觉得老霍大小还是个人物，还想跟他聊几句呢，但是听老霍说出这两句话之后，他对老霍立马无感，没有了继续跟他聊天的兴趣，便冷笑一声道：“沈太福的下场可不怎么样，看来有钱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尤其是这些钱来路不正的话，那就更不是一件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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