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省试！我王宽，要做官！
熙宁六年春二月。
科举第二场考试，礼部省试即将开始。
为此，王宽早在前些日子里向桂州府那些府衙官员们讨教完应试学问后没几天，然后就快马加鞭直接踏上了赶赴广南西路省会贡院。
在路上。
王宽心中也是不断思考着自己此次参加科举第二轮省试的诸多要注意事项。
毕竟宋庭的科举考试。
原本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973年）初次殿试，试题仅有一诗、一赋，赋题是《未明求衣赋》，诗题是《悬爵待士诗》开始，就一直相当看重注意诗词歌赋。
这种情况，一直到宋太宗赵光义上位后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才逐渐开始有所改变。
宋太宗赵光义当时下旨曰：
“三年九月，上御讲武殿，试礼部贡士、举人，进士加论一首，自是以三题为准。”
此言意思也就是说。
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开始，在之前宋太祖赵匡胤所定下的科举殿试一诗、一赋基础上，额外还要增加策论一篇，以看考生治国才华。
这也就意味着考生要在一日内，接连殿试诗、赋、论三篇，难度不可谓不大。
而宋庭科举制度改这一年，赵光义所亲自定下的赋题为《不阵而成功赋》，诗题为《二仪合德诗》，论题则为《登讲武台观习战论》。
至此以后。
足足二十九次殿试。
至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时，殿试进士依旧保持着一诗、一赋、一论三题不变。
虽然增加了一论，但是诗赋的地位仍是进士最重要的内容。
然而这般光以诗赋能力取士的方式，即便在诗词大兴的宋庭，亦是遭到了许多有识之士批评，他们认为考诗赋于治国无益。
换句雅言，则是：
“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
“天子临轩策士而用诗赋，非举贤求治之意也。”
如司马光就极力反对以诗赋取士：“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徳器识以弼谐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其次方畧勇果以扞御外侮，小者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邪？”
比如当今宋庭名臣。
这个年仅六岁时就以砸缸救友人而闻名京洛。
然后又在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年仅虚岁二十就荣登新科进士甲等，然后一路经过仁宗朝、英宗朝、直至眼下神宗朝的司马光，就非常反对科举以诗赋为主这种选材形式。
他在主考一些地方省试时，就常以阴考策论定去留，不专决于诗赋。
这般直到眼下神宗朝时期，因为当今宋官家（皇帝）正式开始对国内科举考试内容进行改革。
于是熙宁三年，取进士叶祖洽等二百九十五人。
是岁，殿试罢诗、赋、论三题，始以策论决定殿试进士名次。
由此。
北宋科举重诗、赋之取向，到神宗时期，终于成功转为重策问。
在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比较后
在科举科目方面，宋神宗最终采纳了去年才从宋庭众执政之一，一跃升至宋庭同中书门下省平章事（位同宰相）的王安石意见。
就此终于将科举完全取缔了明经科，转而只设立进士科，原来诸科都被并入进士科。
以罢除诗赋、帖经、墨义，改用大义、论、策取士。
每个考生要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五经中选治一经，此外还要兼治《论语》《孟子》。
这其中考生所选治的一经称根本大经，兼治的《论语》和《孟子》称为兼经。
科举解试、省试前二轮，每试四场。
初始解试：
第一场试大经大义十道，第二场亦试兼经大义十道，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策三道。
至第二场礼部试策，则增第四场试策二道为五道。
就连最后决定进士名次的殿试。
也完全一改以前试诗、赋、论三题的做法，转而只试策一道。
而殿试策问的题目，一般也都比较长。
如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八日的殿试，因首次以策试进士，这道策问题目就相当长，其全文如下：
“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上，所与待天下之治者，惟万方黎献之求。详延于庭，诹以世务，岂特考子大夫之所学，且以博朕之所闻。
盖圣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这里省略数百字）
其详着之，朕将亲览焉。”
在这一道策问题目中。
宋神宗的这道策问用词较为简洁，几乎没有用典，但其中题目所蕴含的变法意思却是十分鲜明。
明显就是这位大宋新官家在强调一件事，那就是圣人对天下的有序治理不是天赐的，而是通过后来有所作为、有所变革而成就。
毕竟“革之而无不服”六字，其声音振聋发聩。
根本就是为神宗根本政治方向，直接给彻底定下了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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