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于不时就会出现“冒名应役”的情况。
这其中问题，自是因为有利可取，所以人人争相为之的缘故。
类似情况，还有耆长。
耆长本以管盗贼烟火诸事为主要职责。
但根据宋制，他们偏偏又还参与到乡户户籍编排与赋税征收等事务中，这致使有些耆长不愿替罢，长久任职于本村，以此来通过不断催征赋税获得利益、好处。
尤其是每逢天灾年间。
各地里正、户长为了催征赋税，每遇到豪横户倚势不肯缴纳，或逃户逃亡而无从输纳时，为完成国家赋税征收任务，往往就会选择利用手中权力大量害民以求应付上级官差。
如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
浮梁县豪横臧有金，其不肯输租，畜犬数十头，里正近其门，辄噬之；绕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
于是当年他们村的里正，就是通过买同上级官差，一举将其全家都给丢进了牢狱里，致使其丰厚家底完全破败。
另有仁宗时李南公管理长沙县。
当时“诸村多诡名，税存户亡，每岁户长代纳”。
不得已之下，这位县令也是大展酷刑，致使自己县域内无数富民、商户家庭因此走到“全家破坏，弃卖田业，父子离散，孀母改嫁，亲族分居”之悲惨境地。
“为乡长、里正者，不胜诛求之苛”。
“为上户者……不胜其劳”。
这已成为大宋三百年间，一种丽莎普遍状况。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大宋朝起义不断，是历代中起义势力最多的。
同样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
当时王安石曾指出，在大宋朝，传统的“邻里乡党之任”、“乡亭之职”制度，已然完全不行，依然到了一种必须改革新法的地步。
对此，他与司马光、欧阳修等人都有过激烈争辩。
王安石因此感慨道：
“然则差役之民，盖后世以其困苦卑贱同于徭役而称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闾族党之官之本意也。”
这份言语，可谓道尽了充乡役者非同于前的心酸苦楚。
这也是后世的很多专家学者们，都认为宋代乡役制度取代秦汉隋唐乡官制度，并非处理得有多好之缘故。
因为宋朝这般处理方法。
看起来，刚开始的确效果不错。
等到后期，尤其是王朝后期，那诸多纷杂乱事，完全可以将一个朝代财政彻底拖垮。
就像是各地那些比较有钱的富商、富民们，他们为了逃避乡役，往往会施展出诸多手段。
“上户百般规避，却令中下户差役频并。”
导致各地官商勾结，出现无数名实相违、混淆杂乱之乱象情况。
对此。
我们可以从绍兴元年九月的欧阳修一分给皇帝上书中窥见具体：
“大保长皆选差物力高强、人丁众多者，其催科，则人丁既壮，可以遍走四远。”
“物力既强，虽有逃亡、死绝户，易于偿补，今置甲头，则不问物力、丁口，虽至穷下之家，但有二丁，则以一丁催科，既力所不办，又无以偿补，类皆卖鬻子女，狼狈于道。”
这里说的就是这般事情。
因此，如何使自己王朝底下那些乡役制度具体运行顺畅，调整“赋役不均”现象，就成为宋朝历任皇帝、宰辅、高官大臣们，在执政过程中所必然要不断面对的一系列问题。
如。
各地商户富民们，他们为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损，采取“诡名挟户”等各种手段逃避国家赋役差派，这种制度漏洞该怎么解决。
又如，为实现这一目标，官方在首先不断强调“诡名挟户”的非法性同时，又是否要对此类行为予以最坚决打击等等。
真宗天禧四年敕：
“以田产虚立契，典卖于形势、豪强户下荫庇差役者，与限百日，经官首罪，改正户名，限满不首，许人陈告，命官、使臣除名，公人、百姓决配。”
宋哲宗在位时，更是进一步明确指出：
“诸诈匿减免，以财产隐寄，假借户名，或诈称官户，及立诡名挟户之类，以违制论当命官仍奏裁，未经减免者，各减三等，许人告杖一百。”
特意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严厉打击这些“诡名挟户”等逃避赋役之行为。
其次，为了尽可能核实民户田土与资产占有情况，并以此确保赋役轻重与民户户等高下的相符。
在宋仁宗朝时期，先是有知州郑民，就“较赀之厚薄，而均其役之重轻”，结果“蒙纾其役者十四五，邑人为立生祠”。
而神宗时。
则在开封府界、京东、河北、河东、陕西等路，都推行方田均税法；后又相继在两浙、福建、两淮、川蜀等地实行经界法。
所以方田均税、经界法，虽名义上为均税，其实也是历代宋廷官家试图重新将田土资产重新分配一部分的努力手段。
很明显的。
对于土地分配不均所能造成的诸多伤害问题，宋朝历代高官、宰辅、皇帝官家也不是心里完全不懂，只是解决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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