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兵器生产、保管及兵器原料管理等资料，比较丰富，但相对分散，往往各立门墙，很难考察出地方政府管理的细致情况。
而舒州作院、甲仗库、物料库三个部门《须知册》的申解公文签押人，均是“修武郎、添差舒州兵马都监、兼在城巡检冯德，武节郎、兵马舒州都监、兼在城巡检侯立”二人，表明这三个部门是由一套人员统一管理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当时“诸州甲库，并令知州、同判、都监、监押同管干，不得委幕职官’一事，的确为真。
不过因为这些留存后世的宋代文件其原文已失，这确实也使得我们无法藉之更深入考察宋代的《须知》，更何况《佚简》中现象。
虽然这不会仅在这十六个部门，仅在舒州地区存在，但也大致反映了宋代《须知》发展历史，如宋真宗朝《内藏库须知》，仁宗朝《甲仗须知》、《三司须知》、《行军须知》等，就是这其中经典代表文书。
比如《行军须知》一书约撰于北宋仁宗庆历八年后至皇佑六年，比《武经总要》的撰成时间估计晚十来年，见《行军须知考》。
而《西夏须知》、《唐书新例须知》则与《唐书须知》、《新例须知》应为同一部，
再有徽宗朝《登途须知》与《国用须知》两部，南宋时《须知》多部，这虽只是据所掌握资料能大致推知成书时间者，但也展现了《须知》在宋代的发展脉络的确如前所述，从宋真宗时刘承珪编成《内藏库须知》五卷以进，到仁宗时，“诏天下岁进甲仗须知一本，仍令三司先为程式颁下”有多部。
这表明当时《须知》已为宋政府所重视，至迟在仁宗时已被作为对下级部门业务考察的基本方式加以推广。
其实，这也说明这些文件早已在宋之前社会中出现，如其中留存后世的《玉海》一书中就很是保留了唐代诸多宝贵信息。
表明至迟在五代时期，当时京城百司已有编纂各司《须知》传统。
总之，不管是这些内容在唐代中后期是否的确就已经出现，又是否在五代时已有相当运用，但这些内容在当时宋朝社会中的在行政事务管理中的确是有承担更多角色，在社会中也广泛应用的，这一点无可置疑。
这当然反映了行政事务管理中对《须知》的倚重。
如当时《登闻鼓院须知》、《平止仓须知》、《治狱须知》、及《甲仗须知》等，这些后世新发现资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恰恰确证了一个事实，须知在宋代行政事务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我们认识南宋地方政权的行政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现实与时人对民生的关注。
比如宋代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战争频仍，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人们有意识了解给泱泱大国带来重创的边远小族的诸多情况，而《匈奴须知》、《边廷须知》、《西夏须知》、《重修辽庭须知》、《契丹须知》、《金虏承安须知》正是这些重大社会现实反映。
总之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
此外因为宋代政治的腐败，当时官场黑暗等，这也使得当时更多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地方与更关注基层社会，关注民生，以至于诞生了《治病须知》、《幼学须知》、《食品须知》、《童丱须知》等诸多关于教育、饮食、医疗方面告知百姓的地方行政文书。
这充分说明《须知》中蕴涵着当时社会中重要的历史现实、信息及线索，而这些在其他史料中要么缺少，要么表现不充分。
也表明南宋地方政府官员到任也有接受须知册、了解各种规章制度的惯例，以期达到尽早熟悉当地状况之目的复杂情况。
就其格式来说。
正所谓“其籴粜条目，具载须知，谨具申朝廷，并以须知册申缴”，凡十三条目，这诚见，《须知》等文书多举其条目，使读者明白易晓。
其内容简洁，纲举目张，旨在突出主要内容。
不过虽然只有极少数《须知》有或可大致推测出内容，但也足证其事情确实为真。
如当时的《金虏承安须知》则录“金虏名讳及增修朝官、职事、俸给、格式、服制、地理图之类也”。
如《吴会须知》、《源山须知》其内容也与前述相似，为地方岳渍山川、变迁沿革、风土人物等情况之编纂。
不过这其中，比起这些行政文书而言，其中具体涉及到一部分军政事务方面的《须知》内容更加复杂，是宋代军政事务系统中一部分。
毕竟这其中不仅包含地方官员业务汇报、政绩申报层面的内容，也有如“修战舰，造戎器，阅射艺，旌旗壁垒，精采一新等等内容。
这表明南宋时一些地方官员已经习惯利用《须知》来登录自己政绩向上级、朝廷申报。
这在以往宋代官员考课、任职等研究中，关注付身、批书等层面内容情况不同，对官员个人呈报业绩的途径则关注不多，宋代《须知》可以填补一些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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