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白天，要是晴天日晒，在那儿挖，还好点儿。要是到了落雨时节，天降大雨，那也得干呢，“不因为今天天气恶劣就放假一天？”那哪儿行啊？就得在雨中开挖。那时是没有直升机、无人机。要是有直升机、无人机在天上这么一看，哎呀，地上就如同千万条泥鳅似的，就在那泥里滚、泥里钻啊。
要得了病呢？得了病也不许告假，也不许替换。说我手软骨麻了、我没力气挖了。“没力气，也得给我挖！”挖到最后真的一点力没有了，你趴在泥里，你死在那里，那才能住手。命人：“把这死倒搭出去，扔到河岸旁边！”芦席都不给一卷呐，往那儿一扔，晚上狼拖狗拽，爱咋咋的，死了都难以入土，好不凄惨呐。
就算这样，麻叔谋还嫌大家迟缓，还嫌大家慢，不住地命令：“给我抽鞭子！给我拿棍子打！”可怜这些开河的河公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后人读史读到这里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
否泰虽云转，江河去不回。
主昏天下苦，世乱万民灾。
虞夏终难返，唐尧不再来。
开河工役惨，千载使人哀。
所以，到了现在，有一些史学家要为隋炀帝反案，说：“隋炀帝这个人其实很不简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工程——大运河。大运河为后来带来了多少多少便利。隋炀帝对后世是有功的，不能说隋炀帝是个昏君。”说这种说法对吗？我认为不对。这是我们当今人们只以金钱经济为衡量标准的一种历史观呐。不错，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为后代的中国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在当时，隋炀帝祸害了多少人呢？你不能说后世的利益要建立在当世惨无人道的巨大牺牲上面。咱们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一直是把“德”放在第一位，把“德”作为评判一个历史人物的第一标准。可到我们今天，我们似乎不爱谈“德”，而首先看到的全是“利”。所以，这些史学家的这种观点，如果从经济利益为第一位做为评判标准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算错。但是，如果从德上来说，不足为取呀。你不能赞美这样的，你不能支持这样的皇帝呀。何况他手下还有麻叔谋这样的酷吏啊！哎呦，压榨当时河工生不如死、苦不堪言呢。
单说这么一天，有一队河工正往前挖呢，开到一处，刚往下挖了大概一丈余深。哎！突然发现下面隐隐露出一条屋脊。“哟！这底下怎么还有房子呀？”赶紧再往下挖挖。再往下挖，一层、一层，慢慢地挖到下面一看，好家伙，好像是一所古时的堂屋，得有三五间大小，四周都是白石砌成的。拿着锹往上一打，“当当”的十分坚硬，连个白印儿都出现不了。正中间，有两扇石门，关得严严实实，没有一点缝隙，你想推开，这门关得死紧死紧的，根本推不开呀。“哎呦！这、这、这是什么地方啊？”有河工说了：“这一定是古代的哪个帝王将相的坟墓。您看，建造这么好，这么严密，这里头一定有金银宝物啊。”那不敢隐瞒呢，因为上风有令，只要是开河挖出来什么古墓、古代建筑，要一律上报。
“还有古代建筑？”啊。您想想，开汴河这一段那都是过去中原这一带。中原这一带，很多地方都是黄河淤积出来的平原呐。黄河一决口子，“呜——”一下子，这地方就高了几尺。发大水就把原来这一块给淹了、给盖了。往往，现在的城是在过去的城上。为什么程咬金探地穴呀？咱也说过，那就是上面慢慢地沉积出来的泥沙。到现在，我们考古还从菏泽那一带挖出来过去的沉船呢。有的地方，十三层宝塔就露出来一个尖儿，露出来四五层，其余的全在地下。怎么在地下呀？那就是被河冲的泥沙逐渐地埋在地下了。所以，咱中国有的是宝贝，全在地下埋着呢。
往上禀报，就禀报到麻叔谋这里了。麻叔谋一听：“啊，是吗？哎呀！这又是一间古墓啊！哈哈哈哈……我赶紧去！”
麻叔谋心花怒放啊，这一路之上就挖这样的墓不知挖了多少座呀。赶紧来到近旁这么一瞧，哎呀！这墓真是气派呀！一路挖这么多墓，没有像这座墓这么气派的。
“把门给我打开！”
河工们连掘带撬折腾了好半天，这才把石门给撬开。
麻叔谋一看里面黑咕隆咚的，嘿嘿！麻叔谋说了：“你们都别进去！我要探一探这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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