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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时间从来不能让人成熟。真正能让人成熟的是人和事。
有些人，活到了四五十岁，依然很幼稚。有些人，在早年经历的事多了，很早就变得非常成熟稳重。
杨慎年龄和秦牧差不多，都还很年轻，但经过这些年的历练，两人都有着平常年轻人难及的成熟和稳重。
先秦时期，甘罗十二岁拜相，传千古美谈。杨慎拜大理寺卿时，也不过是二十出头。
虽说立国之初，大秦的文武官员都很年轻，但杨慎二十出头拜九卿仍然特别显眼，成为很多读书人心中的羡慕的榜样。
他为人做事的风格和他的名字一样，慎，非常慎重。
华盖殿里，他长身作揖，将新修订完成的《大秦律》高举过顶，向秦牧呈上。当然，这只是《大秦律》草案，并未真正颁布天下施行。
本来《大秦律》在两年前就应该修订完毕了，后来秦牧掀起了一场有关“有罪假定”和“无罪假定”的争论，天下轰动。
在秦牧的推动下，《大秦律》的修订思路，也从原来的“有罪假定”变成了“无罪假定”，这样一来，很多条文需要重要斟酌、更改。
这是一项非常繁重，而且需要反复推敲，还经常要请示秦牧本人意见的工作。以往各朝的律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而制定的。
而在维护皇权与保护百姓之间，难免有所冲突，而以目前的情况，两者又必须兼顾，这事情不好干，杨慎与大理寺官员可谓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秦牧让韩赞周把《大秦律》草案呈上来，翻开来看，其中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大秦皇帝是唯一合法的最高统治者，禁止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破坏大秦皇室的统治。
秦牧一条一条的往下看，看得非常仔细。《大秦律》是国家纲领性大法，也就是大秦的《宪法》，其中的条款只有388条，但每一条款下面，都有详细的定义解释。
秦牧好不容易看完，总体而言，他是比较满意的，无罪假定的思想在《大秦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辛苦杨卿了。”
“臣不敢当辛苦二字。”
“这大秦律是我大秦的根本大法，一但颁布实施，便不能再随意变动，因此要慎之又慎，这样吧，这份大秦律草案先在大秦时报上刊登出来，供天下有识之士详加讨论，然后综合各家之见，最后修改定型再颁布实施。”
“臣遵旨。”
秦牧想了想说道：“其中的一些条款，你再改一改，朕的意思是，皇帝是大秦的最高统治者，超脱于律法之外，但同时又不得干涉国家的正常司法审判。
大法官接受皇帝的任命，但大法官除了律法，没有别的上司，律法就是他的最高上司。皇帝可以撤去大法司的职务，却不能更改大法官做出的裁定。”
如果是在以前的各朝，皇帝说出这样的话，一定令举世皆惊，但实际上自从明朝中叶之后，一种限制君权的思想就已经出现，并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比如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无论是钱一本选举制，还是王夫之的君主立宪制的思想出现，都并非偶然。
其实际是，明朝中叶之后，皇帝与大臣的关系往往闹比较僵，完全可以看作是“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两种思想的斗争，而且是“君主立宪制”思想逐渐在占据上风。
自明武宗之后，多位皇帝被大臣们逼得隐居深宫，朝政实际上多落在大臣手上。
清朝修的《明史》把明朝皇帝黑得一无是处，说他们“不务正业”。其实情况非明朝的皇帝不想“务正业”，而是明朝中叶之后，大臣们太强势了，往往会联合起来封驳皇帝的旨意，弄得皇帝很没面子，又无可奈何，索性躲在深宫里来个眼不见为净。
皇帝任用太监对付大臣，实际上也是“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两种思想斗争的产物。清朝的的皇帝把大臣奴化，未尝不是惧怕“君主立宪制”对皇权的制约。
现在秦牧主动把司法大权交出来，这是符合大臣的意愿的。
对此，秦牧也不担心什么，司法性质上属于纯粹的法律作用，而非政治作用。
而历代的皇帝也很少直接插手司法审判，皇帝直接坐在衙门里审案在历史上都是件稀罕事。
交出司法大权，对皇帝的统治基础并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动摇。
秦牧上面的那翻话，是为了保证司法审判的独立性，而这也正是司法公正与否的命脉之一，对此，杨慎深有感触。
他说道：“陛下，有史以来，朝野历来注重人情往来，人情对司法的影响不容忽视。再则历朝司法审判部门，实际下都相当于行政部门的一下属机构，唐宋之中书省事、尚书省，明之内阁，对司法部门都有管辖权，这造成了权大于法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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