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之制度起于周朝，但周朝之时分封天下等于割据一国、分疆裂土，其封国内只知有诸侯、不知有周王，制度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自治程度太高，大唐自然不可能承袭其制。
最有借鉴的便是两汉，尤其是西汉。
楚汉相争时，刘邦借着手下众多将领与背叛项羽的诸侯王而打败项羽取得天下，在战后不得不将功绩最高的一群将领封为诸侯王，但其却对异姓诸侯王心存疑虑，害怕其谋反，通过诛杀或削地等手段逐步铲除异姓王，改封刘氏宗室。
且杀白马、歃血与群臣定下白马之盟，立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誓约，以此巩固西汉中央政权。
所以当年太宗皇帝与宗室子弟“封建天下”与贞观勋臣“世袭刺史”并行，遭到群臣激烈反对——今日立为“异姓王”容易，可一旦他日皇帝猜忌，那可就不是收回“异姓王”那么简单了……
……
马周摇头道：“汉朝建国之策固然可以借鉴，却不能一概而论、生搬硬套，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否则遗患无穷。”
当时刘氏宗室敕封的诸侯国占据大汉一半疆域，且多是财政富庶、人口众多之地域，譬如齐、楚、吴等国，可以自置官吏、征收税赋，甚至诸侯王拥有自己的军队，导致“弱干强支”之局面快速形成，直接引发汉景帝之时的七国之乱。
“封邦建国”是为了屏藩于外、拱卫社稷，而不是培养逆贼、反噬中枢……
一直对于朝政甚少参与的李积此时发声：“国主可以拥有私人禁卫，但封国之军队陛下受中枢节制，其统帅、将领由兵部委派任命，军队也必须从本土调遣。军制以‘募兵制’为上，军饷可自其地征缴之后截留，以中枢之名义派发。”
当下，大唐的兵制依旧是“府兵制”与“募兵制”并行，绝大多数军队都还是沿袭“府兵制”。但“府兵制”更适用于乱世以及开国之初，随着国家稳定、人口繁衍，“府兵制”的缺点开始无限放大，最终必然全面改为“募兵制”。
但“募兵制”最大的限制便是军饷。
“府兵制”下军队何以敢战无畏？
因其实施之基础在于“均田制”，战功可以转换成田地，不仅可授予土地且“免其身租庸调”，农时耕作、战时出征，战争之胜负与自身之利益密切相关，故而“血不流干、死不休战”，可以爆发出极强之战力。
“募兵制”的优点则在于“发饷”，只要参军便可按月领取军饷，每家有一人当兵，所得军饷便可支撑一家之生活且绰绰有余。
但缺点也在于此，历经过战乱的李积比任何人都清楚兵卒的本性，“拿谁的钱、听谁的话”乃是定律。中枢不可能承担诸多封国的军饷，但军饷也绝对不能任由封国直接派发给兵卒。
他参与房俊发起的“军制改革委员会”，其最主要的宗旨便是杜绝遍及于整个大唐的折冲府受到当地官府、世家之影响，从而形成军队依附于地方之弊端。
到那时，军队哪里还是国家之军队？
全部沦为地方军阀，甚至私人武装……
马周补充道：“征税之权也得归于中枢，一旦下放至封国，难免出现横征暴敛、层层加派之丑闻，一旦闹得天怒人怨，则有违陛下‘封邦建国’之初衷。”
诸人齐齐颔首、深以为然。
别看一众亲王们身在长安好似小绵羊一般人畜无害，一个个听话懂事、乖巧伶俐，可一旦出了这长安城，到了地方便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帝王血脉”，身份无比尊贵，谋逆造反的事情或许不敢干，但鱼肉百姓、刮地三尺却绝对干得出……
甚至心里对于陛下“封建天下”之策有所抵触、抱怨，好好的维持现状不好吗，为何非得将这些亲王们放出去？
轻则祸害天下、鱼肉百姓，重则雄踞一方、危害社稷，实在是自找苦吃……
不过大家也懂得陛下此举之用意，向世人彰显其“仁爱”“宽厚”之本性，这是如今陛下身上最为重要的威望来源，真也好、假也罢，大家也都愿意见到一个这样的皇帝。
所以即便对“封建天下”之策颇不以为然，却也捏着鼻子认了。
总比一个冷酷无情、杀人无算的帝王来得好吧？
李承乾想起房俊对他的谏言，警告道：“铸币权是一定要归于中枢的，任何藩国、地方政府都无铸币之权。”
诸位大臣恍然，连声道：“陛下英明！”
藩国之乱，其根源有三，一则军队，再则财赋，三则吏治，将此三项权力收归中枢，则藩王居于地方建国只能起到稳定军心之作用，做一个富贵闲人尚可，若是动了什么歪心思，却是有心无力。
马周道：“藩王封邦建国，朝廷当予以规定，其国主之位固然由世子继承，但其余子嗣也应予以分封，由此彰显陛下友爱手足。荫庇血亲之初衷。”
“推恩令”这一千古阳谋针对的便是“封邦建国”，阻止藩国做大、使其内部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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