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川第十军的随军记者乃说：柳川兵团的进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在官兵之间有“可以任意掠夺、强奸的暗默谅解。”
柳川麾下的第六师团，其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为中国军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杀”而判处死刑的最高将领。
他本人就是罪魁。
如同第十六师团长中岛，谷也亲自用军刀杀人，他本人强奸中国妇女十余人。
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该师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级传达的命令：“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
难怪该师团进入南京后，立即屠城。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大将，于战后经东京审判以“南京大屠杀”罪行责任，与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绞刑。
松井于1937年12月7日发出“南京城攻略要领”之作战命令：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别“扫荡”。
对战俘问题未提只字。
在“扫荡”的名义下，不仅可屠杀战俘和散兵（日军称之为“败残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杀平民。
南京沦陷第三日（12月15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
所谓“扫荡败残兵”，意即屠杀战俘与散兵。
松井和各师团长的“不要接受俘虏”，“枪毙俘虏”，甚至“难民”的命令已昭然若揭。
日本上海总领事馆获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报告东京外交部。
该部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其1938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着：“上海来信，它详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这就是‘圣战’和‘皇军’的真面目！”
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于天皇之手。
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何况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宫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翌年2月26日，裕仁亲自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他们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并各赠一对镶皇家菊花的银瓶为奖。
毋庸置疑的，裕仁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远超过这三位受奖的现行战犯。
真正元凶
朝香宫鸠彦王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皇叔”，是南京大屠杀真正的罪魁祸首。
早在1926年12月裕仁登基前，朝香宫兄弟三人就成为裕仁组织的好战小集团的骨干分子。
长兄东久迩宫常驻伦敦，二兄北白川与朝香宫常驻巴黎，定期向裕仁报告英、法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反应。
后朝香宫与北白川驾车时发生车祸，北白川当场撞死，朝香宫一条腿粉碎性骨折。
1936年2月26日，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兵变，因朝香宫吁请天皇裕仁赦免政变军官，被裕仁认为危急时刻态度不当，将他从皇室成员名单中剔除，好战的朝香宫从此失宠。
1937年12月1日，日军开始进攻南京。
此时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结核病发作，卧床而不能主持军务。
次日，日本大本营任命朝香宫以陆军中将衔接替松井职务。
5日，朝香宫抵达南京前线司令部，立即听取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人的战况报告，尤其听中岛今朝吾谈到中国军队经过最初接触谈判后没有投降意愿时，责令部下尽快攻陷南京。
在12日南京沦陷前，朝香宫即发出一连串由他本人亲自盖章签署的命令，上面均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但命令的内容却简单而明了：“杀掉全部俘虏！”由于有朝香宫十分明确的命令，日军在南京大开杀戒。
中岛今朝吾所部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俘虏中国士兵名，全部被惨无人道地“处理”，这个数字是日本记者的统计，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余人，这个数字除了教导总队等战俘余人，还包括了从南京城里逃出聚于幕府山西南的平民四万余人。
随后柳川平助及其日本9个师团也开始在各地屠杀。
朝香宫又委任中岛为南京市区警备司令，在城内大肆屠杀。
1946年2月，中国国防部战犯审判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根据证据，判定被屠杀人数为30万人，故此对直接当事人谷寿夫等四人判处死刑。
1948年，远东军事法庭以当时能够确认的证据判定被屠杀人数不少于20万，其中裁定：“日方占领南京市的两三天里，至少导致名中国非武装青少年死亡”、“在实施占领的最初六周内，在南京及其周边遭到杀害的老百姓和俘虏总人数，据认为在20万人以上”。
因而不仅判处松井死刑，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被认定承担责任而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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