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还是要在此谢过公济兄的照应。”
“这话不提也罢，”袁毂摆摆手道，“接下来还是要想一想如何应对这个将要到来的张宾老才是。”
秦刚此时笑着对袁毂说：“袁知州不知是想做个好前任、还是恶前任？”
“此话怎讲？”
“我在高邮曾听司户参军金子规与我讲过，大凡官场上会有两种前任，一种临走前，会在账库里留足银钱，政务好事也会多留几个尾巴，让后任可以轻松地收尾完成，则被人称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此便谓之为好前任。”
“原来如此，”袁毂大致听得明白，“我与这张宾老无亲无缘，又看不惯此公的嘴脸为人，实是没有必要做到这个好前任的。只是不知那恶前任又是如何做的？”
“账库里钱全部花光，政务易事好事尽量做完、难事坏事尽数留下。”
“哈哈，这个恶前任，倒是正合我意。”
“秦刚不敢有瞒知州，如此谋划，也是为了恩师在新官到任之后能有更好的生存余地。”
“哦？此正是吾所欲也，你可细细给吾讲来！”袁毂非常兴奋地说道。
秦观虽然微微皱眉，开口来劝阻了两句，不想却被袁毂一句“我这恶前任，多半还是为了少游老弟你”之话堵了回去。
秦刚给袁毂出的主意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确定秦观在处州地方牢固的地位，以防张康国来了后肆意欺凌。
按理说这一点比较难，但关键点在于秦观当前的职务是监酒税。前面分析过，处州的酒税占到了当前全州财政收入的四成。如果能提高一倍的话，那就达到了六成。这也就会有了非常乐观的话语权，既然如此，秦刚索性就人为地促成这点——按去年酒税的两倍定额预交税钱。其实算一下，也不过就是八千贯钱。
而这个钱一旦收上来，到了年底便是多退少补的事情，张康国要是想使坏，也得掂量一下是否想到冒着年底退税的风险。
第二，要把处州尽可能多的官吏利益与秦观绑在一起。秦刚建议袁毂收到预缴的税款之后，立刻给大家涨俸禄。因为大宋朝自神宗熙宁改革之后，开始由朝廷负担所有地方吏员的俸禄，这个方法虽然对整肃吏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给朝廷造成了极重的财政负担。所以，在财政收入不佳的地方，吏员的月俸待遇是很难增长的。
而袁知州因为地方的酒税大幅提升，从中拿出利润来给大家涨月俸，合情合理，并且深得吏心。带来的潜在问题就是，假如张康国你想玩什么花招，酒税收入最后要是掉下去了，新知州拿不出钱，是不是有胆量敢把大家的月俸降回去？
第三，既然袁知州明确表示不会去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好前任，那么，虽然是这次预收上来了不少的税收，这处州多年积欠的民生政务之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就好，大家一起打申请，凡是可以立杆见影的，袁知州大笔一挥，立即批准、当即实行。而若是需要十年树木、百年大计的，那就“酌情再议”，留待新知州去斟酌吧。
如此这样一安排，秦刚第一天让人将商量好后剩下的一万一千贯预缴税款送去监酒税务。而随后，仅仅三天不到，这些钱，外带州库里原先的两千贯一百四十二文积存，就已经被袁毂花得干干净净，当然了，为了避免太难看，最终还是剩下了三十二文的一个零头。
袁知州除了这三天里批复花钱的那种爽快感达到了顶峰，他个人在处州为任近四年来的名声也达到了顶峰：不仅仅那些为吏多年首次尝到涨俸的吏员们对其感恩戴德，而且因为这几天便开始救济孤老、淘井疏渠、义诊施药，甚至变着法子想为百姓发钱而被歌功颂德。
为了尽快发库房里还剩的一点铜钱尽数发完，他在翻阅了本地州志之后，发现今年的飓风日子虽然还没到，但也提前给所有居民都派发了一笔抗飓钱。而提前发放的理由也相当正确：这税钱就预收的，那抗飓风的钱就应该预发！
一时间，在听说这位慷慨大方的知州老爷即将离任，城里的父老已经开始忙碌着准备万民伞了。
当然，这些只是百姓们的心意，袁毂岂会给官场上的对手以“沽名钓誉”的罪名弹劾自己的机会，当然他更多的考虑还是要不给接任知州任何发飙质问的机会。
所以，在一个黄昏时分，袁毂悄悄与秦观等人告别，带着一名佣人两名卫兵，直接乘船去往杭州了。
三天后，张康国得意洋洋地带着自己的幕僚官吏来上任了。他是从原先的福建路过来的，所以他接到任命的时候要比袁毂的时间晚上几天。
不过，传诏令的官吏在离开处州时，倒是正好得知了预收今年酒税达到往年两倍的好消息，并顺路传给了张康国。
听闻还未上任，就有这样的好事，张康国不仅对自己前番与吹捧文章一起送入京城蔡尚书那儿的那批巨资搜来的古董字画不再心疼了，感觉自己由此交上了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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