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五年的汴京，俨然已经是这个时代最繁盛的城市。
寅时末刻，新曹门刚推开半扇，河北等地的骡马商队便带着对生计的渴求涌入城中。随后，在其北面不远处的五丈河水门也打开了，大批货运船只，同样缓缓地驶入城中，这里自然也包括了秦刚与李清照乘坐的一艘中等船只。
秦刚接到杭州传来的信息后，直接便同意了赵佶的邀请，然后算准时间，从析津府出发，先去检查了几处正在兴建的驿道工地，取道天津，再由浮阳港转黄河北道，一路之后进入了京城，迅速融进了这座巨大城市的热闹之中。
只是，在多年之后重返京城的秦刚夫妇二人眼中，这份晨光初现时便就隐隐刻入骨子里的繁华热闹，却读出了深藏着天下百姓难以言说的沉重。
此时的东京能成天下之最，首赖漕运的贯通与天下商货的交易丰饶。汴河作为南北水运的枢纽，每日承载着淮南、江南的漕粮与物产。官船载着新收的粳米，商船装着景德镇的瓷器，从淮河一路北上，将南方的“富庶”尽数直送京城。
但是，这份“富庶”的背后底下，同时还夹杂着赵佶与他所依赖的能臣蔡京五花八门的“经济新政”加持：
从层出不穷的各种茶引、盐引以及它们的反复更换手法，不仅完全垄断了茶叶、食盐，而且还把官营之手更多地伸向了白酒、瓷器的经营领域，从中攥取了绝大部分的利润。而此时的商人，要么选择与他们相互勾结，共同坑害更多的底层商人与百姓。要么只能忍气吞声，维持自己生存下去的最低标准。
汴河上如今最突出的一个风景就是每隔三五天就会运到的“花石纲”，一年前负责此事的便是朱勔的苏州应奉局，将江南民间的各种奇石异木，以皇命强征的方式尽数运送到京城，占有据了花石纲的八成以上。
不知背后真实情况的京城百姓却只能感慨江南的富足，却不知它们背后有着多少农户的破产散家与卖儿鬻女。如今，朱勔虽然已经被李纲除掉，而皇宫里的赵佶却不以为然，他与秦刚和议后，平白得到了东南七路的五成赋税。而对于他喜爱的奇花异木、怪石古董，现在完全有能力出高价向江南求购，自然还会有商人为了利润继续运来。
同时，由于朱勔死后，朝堂中突然空出来了阿谀奉迎的空间，京东的梨、河西的枣、荆湖的蟹、四川的羹，各地原本只是普通常见的特色物产，一旦被冠以贡品贴黄的名头，便开始浸满了地方百姓的血泪。
自真宗朝开始缓慢积累而成的农耕根基，眼下早已被蔡京以新法为名掏空。此时唯一的正向变数，反而是秦刚早几年在流求开荒出来的良田，以及开辟出的南洋航线，通过不辞辛苦的商人，才能为北方源源不断地运来足够的粮食，延缓了早该爆发的大宋粮食危机。
这也得益于蔡京新政中的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在商业政策上的宽松，不过，这也并非出自他们单纯的好心，而是为他们掠夺天下财富时留一块必要的遮羞布。在这汴京的各处，但凡可见之地，包括皇宫宣德门正对着的御街，也都尽可以由商人开设各种铺面、甚至吸引了此时天下各地的胡商。
于是，波斯的靛蓝锦缎、西域的汗血宝马，还有南洋的深海珠宝、倭国高丽的奇珍药材，看似万国来朝的无比盛景，实则同样是朝廷可从中课税盘剥的待宰羔羊。只有那些被迫攀附权贵、奉上主要收益的商家，方可获得各种垄断资源、避免动辄会上身的官司罪名，从而能有一席可生存之地。
夜市通宵、瓦子迎客的热闹，不过是各个获得巨大收益的阶层尽情挥霍这些财富，然后又在汴京城内实现一种完美的循环流转，营造出了人人富足的假象。
可是即便如此，被严格隔离在城外的流民乞丐，却往往连一碗热粥都难以求得。
这个时代之下，手工业的精细化发展，同样建立在对工匠人员的穷极的压榨之上。蜀锦绣坊中绣制的精美帕盖，一针一线皆需数月之功，可绣娘的工钱却不过数枚铜钱，稍有差错还会被掌柜打骂；西北传来的新式犁铧足以远销数路，那里赤膊的铁匠每日挥锤十几个时辰，所得仅够勉强糊口，而其间的高额差价，大多流入了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家中。
大宋天子表面上无比尊文重教，以“修学养士”之名，在每处州县之地修建官学，全力倡导读书，面对所有人都敞开窗口。但事实上，从笔墨纸砚、到诗书文集，其高昂的售价，劝退了绝大多数连吃饱饭都显得奢望的穷苦人家。寻常百姓通向读书科举的道路，实际上早就变得越来越窄。
秦刚这次便装入城，目的地是城南官驿。正好听说蔡京力主兴学，在南郊营建了一所太学外学，名为辟雍，于是决定路过时要好好瞧一瞧。
到了之后，李清照一眼看去便说道：“哪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学堂，根本就是个劳民伤财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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