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勃朗斯基站在台阶顶上。他一认出跑上来的人是谁，他那张被制服的绣花领子托住的和颜悦色的脸就更加容光焕发了。
“哦，原来是你！列文[8]，你到底来啦！”他打量着迎面走来的列文，带着友好而嘲弄的微笑说。“你怎么屈驾到这鬼地方来找我呀？”奥勃朗斯基说。他不以握手为满足，又吻了吻他的朋友，“你来好久了吗？”
“我刚到，很想看看你。”列文一面回答，一面羞怯而愤怒地向周围望望。
“嗯，到我的办公室去吧。”奥勃朗斯基知道这位朋友自尊心很强，容易恼羞，就说。他挽住列文的胳膊，拉着他走，仿佛带着他经过什么危险的地方。
凡是相识的人，奥勃朗斯基差不多都“你我”相称；不论是六十岁的老人还是二十岁的青年，是演员还是大臣，是商人还是侍从武官，他都一视同仁，因此在社会最上层和最下层，他都有许多老朋友。这些处于社会两极的人，要是知道通过奥勃朗斯基的关系，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的东西，准会感到惊奇的。他会跟随便什么人一起喝香槟酒，凡是同他喝过香槟酒的人，他都同他们“你我”相称。因此，如果有下属在场，他遇见一些不体面的“你”——就这样戏称他的许多朋友，他也会凭他的机灵冲淡下属不愉快的印象。列文并不是一个不体面的“你”，但奥勃朗斯基凭他的机灵感觉到，列文以为他也许不愿在下属面前暴露同他的亲密关系，因此连忙把他领到他的小办公室里去。
列文跟奥勃朗斯基的年龄不相上下，他们彼此“你我”相称也并非只是因为香槟酒的缘故。列文从小就是他的同伴和朋友。他们尽管性格不同，志趣各异，却像一般从小就熟识的朋友那样感情深厚。不过他们也像一般行业不同的朋友那样，对对方的工作，口头上也会谈论并表示赞成，心底里却总是鄙薄的。他们各人都以为自己所过的是唯一正确的生活，而别人却在虚度年华。奥勃朗斯基一看见列文，就忍不住露出嘲弄的微笑。他看见列文从乡下来到莫斯科不知有多少次了。列文在乡下忙忙碌碌，但究竟在忙些什么，奥勃朗斯基从来不很清楚，而且也不感兴趣。列文每次来莫斯科，总是情绪激动，慌慌张张，手足无措，又因自己这种窘态而恼怒，而且对各种事物往往抱着人家意料不到的新观点。奥勃朗斯基对他的这种态度又是嘲笑，又是欣赏。同样，列文心里也瞧不起朋友这种城市生活方式和他的职务，认为他办的公事根本没有意思，因而经常加以嘲笑。所不同的只是，奥勃朗斯基做着一般人都在做的事，笑得很自在，很淳朴，而列文却笑得不自在，有时还有点儿气愤。
“我们盼了你好久了！”奥勃朗斯基说着走进了办公室，这才放下列文的胳膊，仿佛表示这里没有危险了。“看见你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他继续说，“你说说，你好吗？过得怎么样？几时到的？”
列文不作声，打量着奥勃朗斯基那两个同事陌生的脸，特别注意到文质彬彬的格里涅维奇的两只手。这两只手的手指那么白皙细长，尖端弯曲的指甲那么焦黄，还有袖口上的纽扣那么大、那么亮，仿佛把列文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住了，使他无法自由思想。奥勃朗斯基立刻发觉这一点，微微一笑。
“哦，对了，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说，“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菲里浦·伊凡诺奇·尼基丁，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里维奇。”接着他又转身介绍列文说：“地方自治会会员，自治会里的新派人物，一手举得起五普特[9]的体育家、畜牧家、猎手，我的朋友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列文，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的老弟。”
“不胜荣幸。”那个小老头说。
“我有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格里涅维奇伸出他那指甲很长的瘦手，说。
列文皱起眉头，冷冷地握了握他的手，立刻又转身跟奥勃朗斯基说话。虽然他很尊敬他的异父同母的哥哥——那位全国闻名的作家，但遇到人家不是把他当作康斯坦京·列文，而是把他当作名作家柯兹尼雪夫的兄弟和他交往时，他就觉得不舒服。
“不，我已经不是地方自治会会员了。我同每个人都吵过架，不再参加会议了。”他转身对奥勃朗斯基说。
“这么快吗？”奥勃朗斯基微笑着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
“说来话长。我以后告诉你列文说，”但接着就讲了起来，“好吧，简单地说，我确信地方自治会根本没有事干，也不可能有事干。”他气愤地说，仿佛刚才有人得罪了他，“一方面，它玩弄议会的一套，现在要我搞这玩意儿，既不够年轻，也不够年老；另一方面（他口吃了一下），这是县里某一帮人发财致富的手段。从前有监护机关，有法院，现在有地方自治会，只不过不是受贿而是支干薪罢了。”他说得十分激动，仿佛有人在反对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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