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旱灾，两浙与淮西各路都有上报灾情，同时跟朝廷要求度牒，所以朝廷并作一案处理，一共赐下空白度牒三百张，交给了出巡勘灾的转运使叶温叟，让他与地方协商分配。
叶温叟则没得商量，大手一挥，只给了杭州三十张。
苏轼自然是不能忍，直接上了一道《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说叶温叟独断专行，既不与大家商量，又不根据各州大小、人口数量和受灾情况，公然违背旨意，擅自分配，导致杭州人民怨声载道，认为官家偏爱润州，因为润州人口才杭州的十之一二，却分得了一百张度牒。
要说这个事吧，其实也没那么大，无非就是叶温叟不了解各州县的具体情况，或者他认为杭州富庶，无需那么多度牒，总之以苏轼的官职而言是可以再商量的，但他立马就是一道文采斐然的奏疏递上去，里面还有不少“百姓咨怨，吏民惊骇”之类的话语。
另外，叶温叟和苏轼的私交还是不错的，多有诗文相赠。
苏过知道这个事，已经是在他老爹上书之后了，说道：“爹爹何不先与之商量，非得直接告到朝廷去。”
但苏轼自有他的道理，说道：“公事如何私下谈，我又不是让他多照顾杭州一些，要的只是公平。”
“可朝廷发文就是让转运使与各路协商的，如何能说是私下？”苏过不解道：“地方事情地方处理，闹到朝上指不定又出什么新的变数呢？”
还有一点苏过没说，苏轼奏疏里面的夸张言论，肯定会让当朝宰执们不满，而且他一张嘴就要求将三百张度牒中的一半给到杭州，其他各州则分另外一半，也贻人口实，后来叶温叟的侄孙，晁补之的外甥，写出“少年豪放，莫学衰翁样”的叶梦得，便说苏轼此事处理不公，对杭州存有私心。这话当然也偏颇，毕竟苏轼也不是专知杭州的，两浙西路都是他的治下。
苏轼笑道：“协商他也不会听我的，往日里便与他政见多有不合。”
苏过无力地拍拍脑门，苦笑道：“那也应该先协商下，上奏朝廷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得到回复的，并不急于一时，可叶淳老眼下就在两浙，往来十分快捷，他不同意，您再上奏也耽误不了几日，反而显得爹爹行事周全。”
于是劝他也给叶温叟去信，说明一下情况。
苏轼被儿子洗脑了好几年，觉得有些道理，又不违背自己做人的准则，便答应下来。
至于苏过为什么在苏轼上奏之前不知道这件事呢，因为他忙别的事情去了，度牒是本土和尚的事情，眼下杭州来了一拨外来和尚，他主动和苏轼申请，前往盯梢。
这批和尚来自高丽，高丽人大家都明白的，他们一边向契丹人称臣，一边又不停地派人来大宋朝贡。对于这些周边小国来说，朝贡就是生意，送点土特产过来，可以换得中原王朝不少回礼，然后再顺路带些瓷器丝绸回国，挣钱简直不要太容易。
这些都是自隋唐传来下的陋习了，相当于用经济上的牺牲换取政治上的尊重，就不展开说了。大宋军事上比隋唐差了一大截，还得反过来给大辽上贡，君臣心态自然变得扭曲，这里丢下的面子要在别处找回来，所以一直鼓励他国来朝，以此找回“天朝上国”的威严。
不过大宋也不傻，对朝贡队伍还是加了许多限制的，像使团人数，逗留天数，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不然真成了纯纯的捞钱团了。
苏轼虽然信佛，但对这批外来和尚却并无好感，认为他们打着朝贡的旗号干扰地方，劳民伤财，最后还将从大宋这里得到的好处大半都送给了辽人。
但高丽和尚这次来，却是打着别的旗号，说他们是来祭奠杭州惠因院的亡僧净源的，苏轼便安排两名差役和十名兵士照应，不许随意接触外人，苏过好奇，也主动请缨，混进了盯梢的队伍。
严防死守之下，几名高丽僧人全无机会，在祭奠结束后又提出新的要求，说他们临行前，高丽国母赐予两尊金塔，让他们进京献与二位圣人，为太皇太后和皇帝贺寿。
这就是赤裸裸的不要脸了，要真有这事，他们不得先去京城，怎么可能在杭州耽误这许久。
苏过笑道：“不理他们便是，我跟着看了几日，哪里有僧人模样，一半是商人嘴脸，一半是是细作举止。”
“如何个不理法？”苏轼说道：“何况对方是番邦小国之人，也许只是不知礼仪。”
苏过摇头，解释道：“他们这是试探爹爹呢，若是送往京城，朝廷反倒不好处理，重赏则助长了这等风气，拒收则显得没有大国气度。”
苏轼笑了笑，又问道：“那他们递上来的状子我如何处理？”
“打回去便是，”苏过笑道：“爹爹是地方官，为二圣贺寿自去与朝廷接洽，与您有何干系?”
苏轼觉得不妥，说道：“就怕他们另有托词。”
苏过想了想，也是，都是些正人君子，可别被一帮无耻之徒给绕进去了，于是笑道：“那我跟着差役去走这一趟，看看他们还能有什么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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