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生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再度陡然拔高。
这位仙师的手段有些神鬼莫测啊。
李长生夹了一筷子牛肉，满足地咽下，又喝了一口冰凉的啤酒，这看向刘彻，继续着刚才的话题：“老刘其实匈奴什么的，你大兴土木什么，又或者是巫蛊之祸，其实都是小问题，只要你发现的问题并做下决心去改，很容易就能解决。”
“但是如今整个汉朝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人口暴涨！”
这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是极为的疑惑。
嬴政好奇问道：“仙师，您不是说人口是一个强国的基本吗？汉朝人口大增不应该是好事，您为什么说是大问题？”
沉醉于美食的各大武将也纷纷扭头看向李长生，李长生叹息一声道：
“自高祖立国以来，西汉的统治者们就以道家的“无为而治”为治国理念，开始实施“扫除苛烦，与民休息”的国策。”
“如此，西汉在惠帝、吕后、文帝、景帝70余年的励精图治下，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与发展，国家人口更是大增，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自孝惠至文景，与民休息，六十余岁，民众大增”，至武帝即位初期，全国人口约3800万，相对于西汉初期刚建立时的约1500万人，此时的人口已增长2倍有余。”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大量增长的人口自然是好事，因为它能给国家提供更鲜明的活力，为一个国家长远流长打下稳固的基础！”
“但前提是，这个国家足以承载如此之多的民众摇篮！显然大汉不足以承载如此诸多的人口！”
眼看一帮武将露出不解之色，李长生解释道：“随着人口的增长，西汉开始形成了一些人口特别集中的区域。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武帝初期，西汉人口最集中的区域在“三河地区”。”
“山西、河南交界处及黄河以南的一些地区和“山东地区”，这两个地区形成了“地小人众”的局面。”
“人口大量的增加，势必就会导致西汉土地的需求开始急剧的增加。可此时，西汉的可耕种地仍然只限于长江以北的地区，其余的地区有地但却并不肥沃，大多是“差田”，所以在当时西汉真正能种田的田地基本就只局限在长江以北地区。可就算是这里，西汉也是面临着严重的土缺乏的问题，如关中、关东地区就有着大量的无地可耕之贫民。想想看，连长江以北这样拥有富庶田地的地区都是如此，你就更别说其他地区了。”
“如此在土地数量几乎维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大量的增加，自然就让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开始变得严峻了起来，而不可能避免的也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土地问题。”
“老刘时期面临着严重的土地问题，除了人口的增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王公大臣、地主豪强无休止的土地兼并行为。”
李长生啧啧摇头。
“封建时代，最值钱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一切。因此那时候的王公大臣们，在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之后就开始了疯狂的土地兼并，如董仲舒所说:“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禄厚，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这些王公大臣身居高位，家境殷实，在权力和财富都已达到一个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利用着手中的财富和权力去“与民争利”，逐渐就演变成了“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的局面。”
“举个例子，如高祖时期丞相萧何“强贱买民田宅数千万”。文帝时期衡山王刘赐“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淮南王刘安子女“擅国权，夺民田宅”。景帝时期代国国相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
“这些权贵都在疯狂的争夺土地，当然最初“与民争利”的就只是那些权贵阶级，只是到了武帝初期，又增加了一股“与民争利”的全新势力，那就是历经70余年发展起来的“地主豪强集团”！”
“随着西汉数十年的“无为而治”，再加上当时西汉又是放开了如铸钱、冶铁、采矿、煮盐等原属国有的暴利行业，这些行业都允许民间的自主经营，因此这些地主豪强手握的财富那是急剧的增加。”
“而在财富达到了一个点之后，他们也开始加入到了对于土地的兼并行列中。《汉书.食货志》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这些人依靠着自己手中富可敌国的财富，与地方贪官污吏相互勾结，欺行霸市，横行乡里，然后肆意侵占着百姓的土地，逼迫着农民将朝廷赐予的田地贱卖于他们《汉书.贡禹传》载:“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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