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本次药品挤兑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不良媒体发布的煽动性报道与断章取义的信息传播。同时，部分医疗机构为抵制医改政策的调整，擅自限供药品，进一步加剧了群众的恐慌情绪。根据江城方面报送的调查线索，这些媒体的不实报道以及部分医院的抵制行为，并非偶然孤立事件，而是存在组织性与预谋性。相关具体情况，仍在深入核查。在事实尚未完全清晰、责任尚未明确界定的情况下，仓促认定责任归属，既缺乏公平性，也有违治理现代化的本义。”
“借此机会，我也向各位反馈一个最新情况。国家医保总局非正式向我省传达意见，他们在经过多轮实地调研与综合评估后，对江城市的医改政策设计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初步决定将其作为全国医改深化试点的标杆案例，计划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借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医改政策本身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价值，出现的问题更多源于执行环节和外部环境干扰，而非政策本身的重大缺陷。”
“在国家层面充分肯定、甚至准备推广‘江城模式’的背景下，我们却要对医改的核心推动者进行追责问责。这难道不是以‘手执尺子却量不准方向’的方式对待改革者，既寒了实干者的心，也为未来的政策创新蒙上阴影吗？”
“难道要用‘手术刀’式的苛刻去削砍那些勇于尝试的‘播种者’，又或者借助‘显微镜’般的精确去苛责那些默默奉献的‘拓荒人’？”
杜家乐的话音刚落，李玄章和雷亮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彼此眼中都掠过一丝诧异与凝重。
他们确实没有预料到，国家医保总局的反馈竟会如此迅速地传达下来。这份反馈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政策回应，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权威背书，同时也如同一面清晰而犀利的明镜，毫无保留地映照出当前治理实践中的成绩与不足。
更为无语的是黄泽泓，他这次好不容易站出来顺势推动对江一鸣的问责，结果却发现拳头打在了棉花上。
杜家乐接着强调：“我们此次召开会议，根本目的是遵循上级部门的指示与要求，针对此次事件所暴露的各类问题进行系统、全面且深入的剖析，对整个流程进行细致的复盘，并对相关责任进行精准识别与认定。会议的重点，是要为后续一系列政策的制定提供扎实依据、为优化措施指明方向、为最终落地执行铺平道路，而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个别案例的简单纠正，或者陷入情绪化的问责博弈之中。”
他进一步引导说：“希望大家能够把讨论焦点重新拉回到药品挤兑事件本身的深层症结上来，而不是一味停留在表面化的责任切割与‘切口式’的归因分析，更要避免陷入‘追责—免责’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陷阱。”
听到杜家乐这样一番明确基调的发言，李玄章和雷亮内心不由得涌起一阵无奈与不满，暗暗埋怨道：既然早有这一番打算，为何不在一开始就向大家说清楚？这岂不是有意让大家陷入被动应付、措手不及的尴尬局面？
会议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的深入讨论与多方意见交换，才最终宣布结束。
随后的几天里，江城市政府调动全部行政与医疗资源，全力以赴遏制药品挤兑态势的蔓延。
经过连续三天的昼夜奋战与多部门协同努力，终于彻底化解了这场危机。
与此同时，公安战线的同志们经过高强度的连夜侦查与多方布控，成功锁定并依法控制了最初散布“药品断供”不实信息的媒体机构。
通过层层深入、抽丝剥茧式的调查，最终查实该媒体背后隐藏着一条完整的利益输送链条。令人意外的是，这条链的最终导向竟指向一家互联网企业，而该企业经核实，与势力庞大的厉家存在关联。
尽管现有的证据尚无法明确证实厉家是否直接授意、甚至主动干预了该谣言的传播过程，但对调查组而言，这些细节已不再是最关键的问题。
只要掌握了足以说明事实的相关证据，便已达到了阶段性目标。
事后，肖树民与江一鸣专程当面向杜家乐汇报了整个事件的处置经过与调查结果。
杜家乐并未多作评论，只是语气平静地让江一鸣放下顾虑、继续专注工作。
“一鸣同志，关于前些天省委常委会上的一些争论，想必你也有所耳闻。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背上心理负担，也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当前最重要的，是沉下心来做好你自己的分内工作，把该推进的事项扎实推进、该落实的任务坚决落实到位。你要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时间终将给出最公正的评判与答案。”
江一鸣郑重回应：“请书记放心，我会及时调整心态，不会受外界干扰，继续全力推动医改各项工作。通过此次药品挤兑事件的考验与淬炼，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医改的复杂性与紧迫性，也从中吸取了诸多宝贵的教训和深刻的启示。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事件为镜鉴，全面审视现有政策漏洞，制定更加系统、严密的医改推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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