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支军队，他们只要是外出执行作战任务，一定存在非战斗伤亡的指标。
一般情况下是生病导致死亡，也能够是赶路期间意外死亡，反正不可能说没有发生战斗就是人人安全。
年代越是久远，行军状态下的非战斗伤亡就会越大，尤其是医疗条件极其有限的年代。
晋军其实还好，十几万人的军事行动，非战斗伤亡不会超过百分之一。
这是晋国早就习惯了连年征战，纳赋出征的人可以从长辈那里得到更多的经验，出征前尽可能做好相关的准备，也有那个条件去做预先措施。
长久没有作战的一些国家，他们缺乏相关的经验，信不信大军开拔之前都会搞得状况百出，真正出征更是会因为没有做相关准备被各种麻烦折磨。
同时，实力弱的国家，他们即便想做准备，很难像强国那般有足够的资源支撑。
同样的道理体现在家族实力够不够的前提下，家族实力强可以支撑，实力弱只能是任天由命。
“与中军佐、下军将一同商议，支援一下那些家族？”士匄像是动了恻隐之心。
楼令自然不会反对。
他们这些卿位家族在军事行动中获得的资源很多，自家用不完的情况下，拿出来给一同出征的中小家族应急，事后可以照单收回来，还能收买人心，心黑一些设高额利息也不是不行。
因为在巡视途中碰上了，楼令和士匄也就走成了一路人，巡视完毕一起回到“管”城。
一连七天，子孔等人被晾着，其间见不到晋国身份太高的人。
那七天之中，晋国的卿大夫很忙，处理各种文字的公务，时不时还要外出进行巡视。
所以说，晋国的卿大夫是想晾着子孔等人没有错，可是并非刻意去晾着。
在第八天，子孔可算是得到召唤，到了地方看到中行偃、郤至、楼令、士匄皆在。
“应该正式谈事了吧？”子孔一见四位卿大夫都在，心情变得振奋起来。
不是要正式启动谈判，不用留在南方的四位卿大夫全部出动，对吧？
谈事的地点在本是城池主人的家宅，可以理解为城主府。
当然了，以春秋时代的建筑理念，以及相关的各种限制，城主府只是占地更大一些，很难有所谓的富丽堂皇。
事实是什么？一直到东汉之前，哪怕是有过极其鼎盛时期的西汉，茅草屋一直是占据主流和多数。
到东汉各种建筑物拔地而起，跟豪强数量增多，且出现门阀与世家关系极大。
外部的压力主要是在边疆，内地没有感受到国防压力，有钱并且小日子过得安逸自然就想着寻求更多的享受，住得舒服一些属于基本要求，再来就该讲究什么样的建筑物更坚固或好看了。
至于说到了两宋国防压力那么大，为什么追求新的享受，比如开始搞林园设计？纯粹就是赵家国主带动，引得百官进行效仿，随后成为一种文化。
国主？没错啊！
北宋到南宋灭亡那一刻都没有收回旧地，尤其是中原核心区域丢失，讲事实就是一个割据的南方政权。
然后，从北宋到南宋灭亡之前，称帝的国家非常多，搞得皇帝这个称号的含金量贬值超乎想象，闹到蒙元灭掉南宋都懒得改称皇帝号。
当然不是只有两宋的因素才使得皇帝号不值钱。
从秦一统设立皇帝尊号，西汉到东汉灭亡，五胡乱华的一百六十九年期间称帝而亡的人多达三十余位。
杨坚建立隋帝国重新使得皇帝称号变得尊贵。
随后，唐帝国打破了“天无二日”的局面，主动将天可汗与皇帝并立为一样尊贵的称号。
李二凤是真的拿所有臣服者当自己人看待，他也是首位真正全方位扶持臣服势力的皇帝，显得极其伟大。
当然，李二凤的伟大之举苦了后面的中原之主，包括坑了自己的直系子孙后代。
任何时代的人都有属于他们的需求，到了需要包容的时代，看待李二凤的行为，无疑就是一种进步，肯定要帮忙包装。
所以，两宋打不过周边异族对李二凤进行首轮包装，到了需要实现大团结再包装一波，至于之前受到伤害的人，反正死人又不会说话，话语权历来也不掌握在受害者手中。
现在，郑国作为受害者，他们一样不具备话语权。
子孔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马上被郤至各种奚落。
那种奚落是从讲历史开始，历数郑国怎么背弃周王室的看重和扶持，再到郑国率先打开哪些不正之风，轮到当前不受待见完全就是咎由自取。
天下形势的转变，郑国确实是起到极大的份量，光一个“周郑交质”事件就让周天子的权威扫地殆尽。
晋国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是效仿齐国。
而齐国当初称霸就向天下列国收取进贡。
因此，晋国尽管冒犯了周天子的权威，算起来只是向齐国学习，外人自然无法攻击。
然后，晋国一直在担任保卫周王室的责任，那是“曲沃代翼”之前晋国就在干的事情，维持了两三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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