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士的书房有毒，真的，凌微音后悔了。
这世界奇葩很多，她还想不出有那个家伙闲得蛋痛在自己的书房里布机关，尼玛的连老鼠夹都用上了，这还不够，居然有人在座椅上放机关锥子，挨了两记机关，凌微音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进门第一夹，啪的一声把她的脚趾头当老鼠，门上一排锅铲抽下不偏不倚抽在凌微音的脸上，打得她鼻血直流。
她进杨博士书房其实目的很简单，也不是要偷钱，也不是想找什么机密，她只是奉虞公子的命令来找那个所谓的万历密旨，要完全解决朝廷现在对道教的压制，只有福王登基才能改变，也能改变大明现在积弱的局面。
张居正变法确实让大明社会回暖，人民生活富足了一点，可朝廷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对贫民的压制，各种不合理的税收依旧进行，而且各种相关制度不健全让不法官宦中饱私囊惹来民怨。
矿税就是其中之一。
矿税是明朝旧有的一个税种，指专门对一些种类的有色金属征收的特别税，自明初起即存在。但这里说的矿税是指明朝万历年间开矿、榷税二者的合称，应当与原有的矿税区分开来。万历二十四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了增加宫中的收入以应付日益庞大的内庭开支，开始派遣太监采矿。一开始只是在直隶，很快就遍及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等处。
开矿是一个肥差，是一种敲竹杠的手段。其常用手法是寻找当地富庶人家，随口指称其家地下有矿脉，或是其家祖坟下有矿脉，使用各种招术，总之要敲诈出一笔巨额财富出来方才罢休。
榷税，是指在开矿之后，万历又派出身边的太监赴全国各地收商税的行为。
有明一代，商税是固定的三十税一，比例相当地低。这是明太祖开国之初定下的规矩。
历史是这样评价大明的税率与矿税的功过——
在明初，饱受兵祸的国家百业待兴，过多地征收商税显然对发展经济不利。所以三十税一的政策一度是符合实际情况，也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明慢慢富足，商路渐通，货殖日繁，三十税一的税率已经不符合大明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制订合理的税率、安排合适的征税人员与体系才是明朝政府应该注意的事情。可惜的是，万历皇帝忽视了通过政府去增加商税这一正确途径，派出自己身边的太监去全国各地收税，这就使本来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让国家财政收入因之上一个台阶的榷税完全地落在了道义的对立面。
矿税的出现，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几乎所有青史留名的人物都因为这件事向万历上疏陈述过，但是细看之下若是没有这个矿税，大明的内库（国库）早就空虚
没有矿税带来的现金流源源不断地向辽东输血，明朝早就完了。没有万历积攒下的可能高达三千万两的钱财，不仅山海关守不住，就算一个小小的奢安之乱都能要了明朝的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矿税还是延续了明朝二十余年的‘狗命’。
史学家是这样评论矿税——
矿税大兴，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明代前期税收制度的不合理设计，为商业税增收留下了很大余地，从而为中期而后的矿税大兴开启方便之门。矿税大兴固然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诸多弊病，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考虑，它确实对前期商业税收制度的不足多所匡正。
收税的内臣地位尴尬，作为无蛋公子，他们为人乖戾，往往为士大夫和百姓所歧视。为了报复社会，这些搞税收的无蛋公子随便增加税额，在崇尚“轻徭薄赋”的国家里本就令人难以接受，一经内臣之手，世人的抵触情绪就愈加激烈，合理性更受质疑。后来内臣的恶劣行径，更证实了人们心中早有的想法。税入内库，是对国家财政的直接侵掠，在当日财政紧张的状况下，难免会激化社会矛盾；矿税大兴的最大受益者是矿监税使及其随从，明神宗亦或是皇室财政都没有从中真正受益，明朝的最后覆亡与矿监税使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以上这些观点其实这些都是砖家们的马后炮，一个国家要变革，皇帝说了未必能算，即使皇帝想变革，还要经过大臣的同意，想想万历皇帝为何三十年没有上朝，为什么？还不是那群臣子太屌了，一个个为了真理前仆后继的去送人头让皇帝立太子得听他们得，说什么社稷动荡，宁愿用自己得鲜血来成就后世清名流放万代，学习海瑞饿死自己的女儿以示惩戒来换取读书人万世传唱，那会有万历三十年不上朝？
江湖盛传福王登基能让一个国家兴旺，能让一个民族强大，她凌微音被忽悠得民族情操高涨，愿意为此献出性命，所以在这种社会矛盾白热化的前提下她相应并接受了他人的观点。
很多接触福王的人都说福王朱常洵是一个理想的帝王，他仁慈，博爱，大度，经常调解各种武林争执，有时候自己吃亏掏腰包让双方和平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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