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轩不在通信部任职。他如今是安国公，无职一身轻。可开衙那日，老尚书领着满衙官吏对着他行的，是弟子礼。
“部里议定了，”老尚书直起身，郑重道，“本部堂上，供祖师牌位一位。不供别人，就供安国公。”
李泽轩哭笑不得：“本官还活着呢。”
“活着，也供。”老尚书一本正经，“这个衙门，因你而生。往后千年，官吏换了一茬又一茬，堂上那块牌子，不换。”
李泽轩拦不住。后来通信部大堂上真就供了那么一块牌，头几年他还别扭，逢着初一十五属官上香，他碰上了，绕着走。
同月，第一期报务员培训班开班。
教习是从金衣卫转来的老报务员，老郑。此人在草原电台里干了大半年，收发的电报纸条摞起来比人高，凌霄亲自放的人。
老郑去通信部报到前，回金衣卫交割手续。玄夜把一份名册递还给他：“你在北疆带出来的徒弟，三十一个，都留下了。”
老郑接过来翻了翻，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看完，把名册恭恭敬敬放回案上，朝北面拱了拱手，转身走了。
那一揖，是替留在暗处的名字行的。
学员的来路就杂了。各地书院的学生，各州荐举的生员，还有一批谁都没想到的人：沿线裁撤下来的烽子。
烽燧裁撤，是通信部立部后的头一道政令。干线沿线的烽燧渐次裁撤，改设守台站。老烽子们年纪大了，别的事做不来，守台、护杆、传报，正合适。
可进了培训班才知道，这新差事有多难。
点杠之间，千变万化。年轻人背电码，三天小成；老烽子们背了半个月，十个里头，还有六个认不全二十六个字母。
有个五十多岁的老烽子，白天学，夜里点着灯学。学到第三十天，长音短音，还是听混。教习委婉地劝他：要不，还是回守台站？
当夜，老头一个人蹲在培训班的院子里，蹲了半宿。
老郑起夜，看见院里蹲着个人影，走近了才看清，老头满脸的泪。
“哭啥。”
“俺……俺点了三十年狼烟。”老头抹了把脸，“一道烟，一条命。几道烟是啥军情，俺闭着眼都知道。如今，连个滴答声都听不明白……俺是不是，老得没用了。”
老郑没接话，在他旁边蹲下来，半晌，老郑才开口。
“北伐那一仗，草原上一百多台电报机，一千多个报务员，干的就是你这一行。论辈分，你之前点狼烟，是这一行的祖宗。”
“祖宗学不会新东西，不丢人。”他拍了拍老头的肩膀，“学不会，还蹲在这儿哭，那才丢人。”
老头没吭声。
第二日，他头一个到课。三个月后结业，收发报，全班第七。
结业礼上，老郑亲自给他颁的结业牒。颁完，两个老头对着鞠了一躬，啥也没说。底下年轻学员哄堂大笑，笑着笑着，没人笑了。
后来，培训班把老郑那晚的话刻在了院墙上：“学不会，不丢人；哭，才丢人。”哪一期的学员熬不住了，就去墙根底下站一站。站着站着，腰杆就直了。
打那以后，班上还兴了个风气：年轻学员夜里帮老烽子默码子，老烽子白日领他们认天线杆、辨山梁，哪个垭口风口大、天线杆容易吹歪，老汉们一眼就瞧得出来。老郑不管这些，他只管一件事，收发报不合格的，一律挨训。训完，转天该一块儿蹲在灶前吃饭，还是一块儿蹲着。
建设，从九月铺开。
水泥官道修到哪儿，台站设到哪儿。平整地基、立天线杆、建机房，沿线州县征发民夫，工钱日结。书院算学的学生整班整班地下去，参与选址测绘。站与站之间几十里，哪一段山梁挡电波、哪一处地势低洼易积水，杆子立多高、天线怎么张，都从他们的算纸上过一遍。
麻烦也跟着来了。
头一批天线杆立到同州地界，乡间传言一夜起来：官道上那根高杆是引雷的，杆头那几根细细的线，是勾雷的钩子，雷勾下来要劈人；又说杆子底下埋的铜钎，钉了地脉，来年遭旱。
有个村子，一夜之间，把村口守台站的天线杆，放倒了一根。
带队的学生没报官，也没罚人。第二天，他带着几个同窗进了村，抱来一台备用机子，当着全村人的面，摆了一场“戏”。
机子摆在村口，另一台，留在二里外的守台站。两下里，没有线，没有绳，隔着一道打谷场、三片树林。学生当众敲下两个字：“平安”，而后让村里跑得最快的后生，撒腿去站里看。
后生跑回来，手里举着一卷纸条，嗓门都劈了：“纸条上！纸条上蹦出来俩字——平安！”
满场死一样的静，随即炸了锅。
“没线连着，字咋过去的？！”
“天上飞的。”学生拍了拍那根被放倒的杆子，“这杆子，就是它的耳朵。你们把耳朵拔了，字照样从你们村头上飞过去，只是你们村，听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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