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绿皮火车在夜色中哐当哐当地碾过铁轨，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味、汗味和劣质烟草的气味。
从佳木斯开往北京的这段路程，要整整三十六个小时。硬座车厢里坐满了人，有探亲的军属，有出差的采购员，有回家过年的工人，还有一些沉默寡言、看不出身份的人。
窗外的雪原在黑暗中模糊成一片灰白，偶尔经过一个小站，昏黄的站台灯晃进车厢，照亮那些东倒西歪的面孔。
夜深了。
列车过了沈阳之后，硬座车厢里的灯光调暗了一半。大部分乘客已经睡着了，姿势各异——有的靠着车窗，脑袋随着列车晃动；有的趴在面前的小桌板上，口水洇湿了半张报纸；有的仰面靠在椅背上，嘴巴微微张着，发出或轻或重的鼾声。
这时候，三个人开始行动了。
他们看起来和普通乘客没什么区别。一个穿着半旧的蓝色工装，戴着鸭舌帽，像个出差干部；一个穿着军绿色外套，面容憨厚，像回家探亲的复员兵；还有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像某个单位的知识分子。
他们在车厢里走了一圈，不紧不慢，像是在找座位，又像是在活动筋骨。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之间交换的眼神。
穿蓝色工装的人在车厢中部停下了，挨着过道的位置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正在熟睡。他穿着铁路系统的工作服，体格壮实，皮肤黝黑，大概是个线路工或者调车员，手上满是老茧。他仰着头，嘴巴大张着，鼾声如雷。
穿灰色中山装的人从对面走过来，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坐下——那是另一个熟睡的乘客的座位，暂时空着。
他侧过身，挡住了大部分视线。穿军绿外套的人站在过道另一端，看似在抽烟，实际上在望风。
然后，蓝色工装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用牛皮包裹的物件。他打开牛皮，里面是一枚铜钱，比普通的铜钱略大一些，边缘打磨得极其光滑，像被无数遍抚摸过一样。
他极其轻柔地将那枚铜钱放进了熟睡男人的口中。
铜钱横在上下牙齿之间，刚好把口腔撑开一点缝隙。男人张着嘴睡觉的时候，舌头和软腭会自然贴在一起，容易因呼吸刺激而惊醒。但含着一枚光滑的铜钱，唾液不会刺激咽喉，呼吸变得平缓而深沉——这是他们在东北某个老中医那里学来的把戏，后来被反复试验过无数次。
男人没有醒，他的鼾声甚至变得更均匀了。
接下来是针筒。
那是一支特制的玻璃注射器，针头极细，比绣花针还要细上几分。
蓝色工装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它，动作快得几乎看不清。他的手法堪称一绝——左手两根手指捏住男人的裤腰轻轻下拉，右手持针，在昏暗的灯光下找准腹股沟的位置，针尖刺入皮肤，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抽液的过程只需要十几秒。
一侧完成，针头拔出，换另一侧。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没有一滴血，没有一处红肿。
那支针筒的活塞后移，里面是半管淡黄色的、微微浑浊的液体——那是男人睾丸内的精曲小管里的组织液和精子悬液。
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在黑市上有名字，叫“龙髓”。传言它可以入药，可以制成某种滋补的“回春针”，价格昂贵，供不应求。
至于买主是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打听。
蓝色工装收好针筒，伸手取出了男人口中的铜钱，在衣袖上擦了一下，放回牛皮袋里。
整个过程中，那个铁路工人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他的鼾声依旧，甚至微微侧了侧头，睡得更沉了。
三个人走向下一节车厢，像三滴水融入了河流。
他们一晚上走了七节车厢，选了十一个目标——全都是独自出行的成年男性，全都在熟睡，全都是体格健壮、正值壮年的普通劳动者。
没有人醒来，没有人察觉，没有人反抗。
天亮之后，列车长广播响起，通知乘客们即将到达北京站。
车厢里开始热闹起来，人们伸懒腰、打哈欠、收拾行李。
那个铁路工人醒了，揉了揉眼睛，觉得腹股沟有点隐隐的酸胀，但他以为是坐久了血液循环不畅，没当回事。
他在北京站下了车，走路的步子比平时慢了一些，但也没慢多少。他还要赶去永定门长途车站，搭车回河北老家。
他不知道，那一点点酸胀只是开始。几年之后，他的身体会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变化。他会去看医生，会做各种检查，会在某张化验单上看到“双侧睾丸萎缩”这个诊断，然后被告知：原因不明，无法逆转。
而那三个人，已经在北京站的人群中消失了。
他们或许换了装束，或许换了身份，或许已经登上了开往南方的另一趟列车。
在那个没有监控、没有实名制、没有DNA检测的年代，他们就像夜色本身一样，来了，又走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列车开走了，铁轨在晨光中闪着冷光。车轮碾过枕木的声音单调而漫长，像是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句话：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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