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大庆从汪建春的办公室离开，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之后，立马就打电话把萧远叫了过来。
他很是不爽，把气发在了萧远的身上，严肃地质问道：“萧远同志，你怎么搞的？我之前一直三令五申，我们这一次的反腐行动一定要把握尺度，掌握分寸，可这些方面，你都做到了吗？”
萧远脸上在笑，但语气却是相当强硬：“陶书记，我们这次的行动，可都是按照您之前在我们纪委内部会议上给出的文件精神来执行的。高原市但凡拿过五千以上的干部，就要走立案程序，这针对的目标是全市的干部，而我现在的所有行动并没有超纲吧。”
他的话，直接让陶大庆无言以对了。
但陶大庆毕竟是市纪委的一把手，所以有信口雌黄的天然权力。
他于是说道：“萧远同志，话是这么说，但咱们的反腐工作要循序渐进呀。你这实在是太心急了。”
“如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高原市的大局稳定和大局团结，还要不要了？”
莫名其妙被针对，萧远的心里有些不爽。
但他还是很客气地回应：“陶书记，您这么说就让我心里没底了，要不您现在就说个数，让我明白明白，我们一个周之内只能拿下几个干部？”
这种敏感的事情，怎么能说得明明白白呢？
陶大庆很快就意识到，萧远这个下属是在给他挖坑。
当即，他也拿出官话来，把话说得滴水不漏：“萧远同志，你也是市纪委的老同志了，做事情要有自己的分寸和把握。总之，这个度你要自己来掌握。”
“高原市的反腐，肯定是要进行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为了追求高原市的稳定就把原则丢掉。我还是那句话，五千块的这个立案标准是要遵循的。”
他这话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这就是官场语言的艺术，官场上的话，不能说得太直白。
其中的意思，要让下面的人自己去领悟。
要是他们会错了意，做错了事，那就正好可以当领导犯错的“背锅侠”了。
萧远心里当然明白陶大庆的意思，但他却不打算执行，只是在嘴上敷衍道：“陶书记，我知道了，我一定听从您的指示，把纪委工作干好。”
而萧远从陶大庆的办公室离开后，依然是我行我素，毫不留情地根据五千块立案的标准，展开纪委工作。
甚至，他的工作强度和工作进度，比之之前还要上一个台阶。
如果放在平时，他肯定不会干这种自掘坟墓、到处树立敌人的事。
在咱们国家，玩的是太极，必须阴阳平衡。
你要是因为自己是纪委的工作人员就只会一门心思地反复无常，那你在这个位置上是待不下去的。
相反，你如果在纪委重要的岗位却拿不出让上面认可的成绩来，也没法在这个位置上待下去。
这里就体现了一门当官的艺术，要让多数人都舒服。
可眼下，萧远打着陶大庆的旗号，他便可以不顾一切，往死里对高原市所有干部进行反腐。
毕竟，这笔账不会记在他的头上。大家只会齐心协力、同仇敌忾地记恨陶大庆这个市纪委书记。
果然，在这场高压，甚至堪称苛刻的反腐下，高原市下面的很多干部都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行动。
大家纷纷抱团在一起，准备朝着陶大庆全力开火。
而这里面，就有市委好几个常委在幕后操纵的痕迹。
在如今这种形势下，如果不搞掉陶大庆这个蠢货，任由萧远拉虎皮做大旗，那反腐的这把火可就要烧到他们头上了。
时间一晃，又过去五天。
一月二十五号，多封有关陶大庆的举报信出现在汪建春、陈汉卿、杨文斌以及其他几位市委常委的办公桌上。
里面的内容基本都是有关陶大庆贪污受贿、大搞权色交易的证据。
而这些证据相当清晰，已经基本是实锤的东西。
拿起办公桌上的举报信，陈汉卿快速浏览后，出现在汪建春的办公室。
汪建春一边批阅公文，一边和陈汉卿打招呼：“汉卿同志，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这里？赶快坐。”
说话间，他已经站了起来，亲自给陈汉卿倒了一杯茶。
陈汉卿象征性地喝了口，笑着说道：“汪书记，我这里有些东西，应该是下面的人寄错地方了，我特意拿过来让您看看。”
说着，他将手里的举报信摆放在汪建春面前。
汪建春看过后，直言不讳地说道：“汉卿同志，实不相瞒，这些举报信我也收到了。”
“而且，就连上面的内容也都是一模一样的。想必不光我们俩收到了这些东西，恐怕其他几位常委也是一样的。”
陈汉卿点点头说道：“这些举报信都是匿名的，应该对陶大庆同志冤枉的成分比较大。我的意见是，为了还陶大庆同志一个清白，咱们要好好地核实核实。”
汪建春没法再持不同意见，就只能附和道：“我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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