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要是直接给商贾发钱……那不还是要通过官吏之手么。
当然，变通之法也是有的，比如阎忠所说的，朝廷可以出让部分产业的经营之权，比如盐、铁、酒、醋，这些以往朝廷管得比较严的东西，可以适当给商贾放宽门槛。
比如朝廷在凉州所掌握的马场，可以适当放一部分军马民用，赏赐给这些商贾。
然而这其实还是有一点问题的，这做法，实在是太特么的北宋了。
北宋的时候为了减少耗损和胥吏盘剥，一样是利用商贾来行使政治职能，最开始是商贾购买粮食，运输粮食，然后从朝廷手里领钱。
后来觉得朝廷的钱毕竟也是从赋税中来的，收税的过程中也会加剧百姓负担，就改成了商人买粮运粮，朝廷给商人专营的茶叶。
再后来又觉得朝廷收购茶叶会给百姓增加负担，又干脆给商人开茶引，让商人直接拿着茶引自己去茶园取茶。
这样一来朝廷什么也不用干，只是动笔开几张茶引，就解决了好多的问题，贪污腐败和损耗问题大为缓解。
然而这却造成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宋朝这种，朝廷能不折腾就尽量不折腾，尽量将行政事务外包的做法，固然是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但也使得朝廷的动员能力变得越来越低，以至于到了后期如果不假借商贾之手，朝廷想直接干点什么往往都会干得稀碎。
比如着名的花石纲，这玩意甚至逼出了方腊农民起义，但其实这么点征调放在历朝历代算个屁啊，汉唐时几乎每隔个两三年都有比这大得多的徭役和征调。
同时胥吏贪污的问题也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宋朝的胥吏也是不开俸禄的，而且所谓的宋朝高薪养廉，其实指的是大官，京官，知府以上的官员福利高得吓人，但其实宋朝的低级基层官吏的俸禄也低得吓人，比明清时强不了多少。
再者就是商贾本来就是天底下最会钻空子的一群人，政策本身的本意虽然是好的，但商贾做大之后就能掌控市场价格，用各种乱七八糟的手法人为的抬高市场上粮食的价格，压低茶叶的价格。
这样商贾就可以用尽量少的粮食去换尽量多的茶叶了，就导致后来这茶引之法闹得一地鸡毛，茶农都倒了血霉，裤衩子都赔没了。
资本这玩意压榨起来都是榨汁机，骨头渣子都能给你榨出油来。
而且这样的方法其实对朝廷本身的执政能力也比较高，比如后来明朝继承宋制也在搞盐引，甚至盐引这东西在明初的时候能当钞票使。
但也仅局限于明初了，因为这玩意就跟明朝的宝钞一样后来都滥发了，导致商贾拿着盐引也取不出钱来，最后玩砸了，导致整个明朝时期的盐铁两政，甚至是整个财政都稀烂稀烂的。
有时候读史都怀疑明朝的财政到底特么的是从哪来的？
制度这东西，不能瞎制定，这都是有连锁反应的，不得不承认的是宋朝虽然很多地方都不行，但是文官宰相的水平确实是几乎碾压其他朝代的，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宋朝一直坚持宰相起于州府的这个人才选拔机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选拔制度的话，一旦朝廷官员的能力和素质不达标，这种相对复杂的制度其实是玩不下去的。
竞争中杀出来的商贾能把翰林出身的朝廷官员当傻子耍。
他现在手里的东汉，许多地方实在是已经越来越像是北宋了，但他实在也是有点害怕这朝廷真的变成北宋。
北宋的后面可是北怂，北送啊。
宰相起于州府必然导致宰相权力的膨胀，整个北宋，除了赵匡胤和赵光义这兄弟俩之外，几乎就找不着乾纲独断的皇帝了，所谓的与士大夫公天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得不与士大夫共天下。
宰相都是从县令，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职务一步步干起来的，这能力虽然有了，但在这一路升职的过程中便培养大量的门生故吏，这些门生故吏又会跟着一并升职，过程中再培养新的门生故吏，这些人拧成一股团，慢慢的自然也就把皇权给架空了。
以至于北宋自从宋仁宗放权放到极致之后，后面所有的皇帝其实一直一直就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收权，而且用普通的方法还收不回来，只能去搞变法，然后让变法派和保守派互掐，人为的制造党争。
一直到宋徽宗中后期的时候，宋仁宗放出去的权力才算是真正收回来。
然后就他妈的靖康耻了。
明清时吸取宋朝教训，宰相不再起于州府，而是起于翰林，门生故吏的问题虽然解决了，皇帝也终于可以像嘉靖那样随心所欲的换宰相玩了，但朝廷治理水平，也就直线下降了。
说白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男人也不能既要老婆纯又想老婆骚。
他现在正处于改革的窗口期，一旦他现在定下来什么事儿，以后就不好改了，所以他不得不慎之又慎，宋朝犯过一遍的错误他就不想再犯了。
但偏偏宋朝政策的优点他还确实是想要，比如此次遇灾，他还挺想用商贾的，偏偏事态紧急，也没时间容他慢慢再去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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