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之中，其实也有类似的思想，只是商君书的解决之道，至少在我看来，是有些剑走偏锋，另辟蹊径了。”
“哦？商君书总也有类似的说法么？我怎么没注意？”
“是画策篇，所谓，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
杜萍闻言微微有些诧异，道：“莫非是我读书读错了？这话的意思难道不是说，过去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能够战胜强敌的人也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
因此制服民众的根本在于控制民众，就像冶炼工人对黄金冶炼的控制，制陶工人对泥土的使用一样，这个根本不坚固那民众就像飞鸟和野兽，有谁能控制他们呢？
治理民众的根本方式是实行法治。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是用法律来遏制民众，而名声和土地就都增加了的意思么？”
“是这个意思，但本质是一样的，说白了，商君书的思想，同样也是对官僚体系的彻底失望，这一点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官员，或者说人，固然不可以没有道德，但想靠道德去约束人，使其不贪腐，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的想法，或者说我以为正常的方法，万变不离其中，都是在想方设法的增加贪腐的成本，同时佐以对反腐的雷霆手段，一正一歧，来尽可能的减少官僚体系内部的反贪腐。”
“商君书做事就太狠了，他也认为贪腐无法抑制，对人性想得极恶，所以法家治国，通篇几乎都不提赏善，而是主张罚恶。”
你看他后面说：“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刑轻者，不得诛也；必得者，刑者众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
“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
“国或重治，或重乱。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法可在贤，则法在下，不肖不敢为非，是谓重治。”
“不明主在上，所举必不肖，国无明法，不肖者敢为非，是谓重乱。兵或重强。或重弱，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是谓重强。同固不欲战，又得无战，是谓重弱。”
杜萍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国家治理混乱，不是因为它的法度混乱，也不是因为法度被废弃不用。国家都有法律，但却没有让法律一定实行的办法。”
“国家虽有禁止邪恶犯罪，对盗贼处以刑法的法令，但却没有使邪恶、盗贼一定能捕获的办法。作邪恶之事、偷盗的人要处死刑，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却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坏事不一定能被抓住。”
“就是一定能抓住却仍有邪恶、偷盗的事发生，这是因为刑法轻的原因。刑法轻，不能成功地处治犯罪；假如能捕获，受刑罚处治的人就多。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处罚不守法的人，不奖赏善良而守法的民众，因此，不用刑罚民众也善良守法。是因为刑罚重了。”
“刑罚重，民众不敢触犯刑法，因此也就没有刑罚；民众没有谁敢做不该做的事，这时全国的民众都守法。因此，不奖赏守法的良善人而民众都善良。不可以奖赏善良的人，就像不能奖赏盗贼一样。”
“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像跖一样的人变得诚实可信，而何况像伯夷这样的人了？不会治理国家的人，即使是像伯夷一样的高洁之士也可疑，更何况跖了？”
“假如形势使人不能做坏事，即使是跖一样的人也可以信赖；假如形势能让人做坏事，即使是伯夷一样的高洁的人也可疑。”
“国家或者是治理的更好，或者是治理的更乱。英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地位上，它所选用的人一定有贤德的才能，那么法令便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
“法令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那么法度就能在下面实行，不贤德的人就不敢做坏事，这就叫治上加治。不英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位置上，它所选用的一定都是不贤德的人，国家就不会有严明的法令，不贤德的人就敢做坏事，这就叫乱上加乱。”
“对，说白了就是严刑峻法，通过严刑峻法强加于百姓来使社会得以治理。其实底子里是两层含义，其一，是朝廷直接压迫百姓，将百姓家财搜刮殆尽，再通过集体农战的方式去做公共服务。”
“刑罚，本身就是对百姓剥削的极致，说白了，出门尿一口尿，都要被抓起来剁手剁脚啊，当然了，大多数的刑罚其实都欠着，欠着，就要赎罪。”
“如何赎罪呢？途径有二，无非是要么上阵杀敌，要么是为国家出徭役，通过拼命的干活，出卖劳动力来赎罪，老实说，我大汉所行使的徭役之法，本就是其中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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