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副总兵以上高级将领十余人兵败被杀，或者失手被擒，大批钱粮物资，包括周进低价卖给关宁军的数千支燧发枪，一并落入敌手。
而清军主力，除了歹善贝勒这一支和多罗巴彦贝勒那一支，分别在山海关和盖州吃了一个大亏，其他各部损失都极其有限。
此次国运之战，清国即便不能说是毫发无损，但也称得上是大获全胜了。
形势如此危急，德正帝得到消息后，也是在第一时间，让锦衣府堂官赵全带领诸多衙役，控制了关宁军诸多军头安置在北平城中的家人，包括吴家人、祖家人，都被严密看管起来，以防他们投向黄太吉。
而兵部尚书孙博雅，更是不顾年老体弱，亲自来到山海关，主持长城沿线防务。他已被朝廷任命为署理蓟辽总督，接替音信全无的王自如。
看到大周边防糜烂至此，孙博雅也是欲哭无泪。作为兵部堂官，他也参与了这次国运之战的运筹帷幄过程，结果却一败涂地，按道理，他也应当承担兵败的罪责。
但因为朝廷实在无人，只能让他戴罪立功，先稳住长城一带防务再说。
为了提高边军士气，孙博雅这次过来，带了许多空白文书，以便对关宁军中的幸存者，及时进行封赏，安抚其心。
至于对松江伯周进和山海关副总兵吴月先的封赏，则早已由德正帝拟定，颁下圣旨，内阁用印，托孙博雅带了过来，在两人面前公开宣读。
周进的松江伯爵位没有得到提升，兵部堂官兼登莱巡抚职位也没有变动，但他的品级由秩正三品提高到秩正二品，品级上的这一点升迁，意义并不是很大。
但他的权柄却扩大了不少。因为圣旨上说，旅大军和东江军，从今往后受其节制，所需钱粮物资，由朝廷拨付给登莱巡抚衙门，再有登莱巡抚衙门拨付给旅大军和东江军，实际上处于松江伯周进的一手操控之下。
吴月先这次也进步了不少，他由山海关副总兵升任山海关总兵，并加挂兵部堂官虚衔。
甚至连登莱副将穆济伦也紧跟着水涨船高，朝廷表扬他在盖州攻坚战和山海关防御战这两次战斗中，协助登莱巡抚周进有功，由登莱副总兵升任登莱总兵一职。
喜得穆济伦眉开眼笑，露出了两颗大门牙，说话都有点漏风。
想当初，他跟随多尔衮、多铎兄弟俩，只混得了一个参领职务，还要经常受到黄太吉一系官员的公开敲打，日子过得非常不爽。如今他转投大周，没过几年便升**兵一职，也算是一号人物了。
不过一想到自家族人，被女真高层下令族灭，穆济伦不禁又有些咬牙切齿起来，想要彻底报仇雪恨，还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去了。
周进无意理会穆济伦由喜到悲的情绪变化，他通过这次封赏，由此推断出，朝廷对于女真诸部的作战方针，将由“战场相持”阶段转移到“以守为主”阶段。
具体来讲，就是放弃大片辽西领土，保证长城沿线一带防务不出纰漏。吴月先以兵部堂官身份兼任山海关总兵，便是要由他主持长城防线的信号了，毕竟孙博雅年纪大了，不可能长期呆在山海关吃沙子。
而松江伯周进，则负责统筹对清国的海上作战，从侧面进行牵制。
果然，宣读完圣旨之后，兵部尚书孙博雅便将这两层意思，向周进和吴月先二人进行了解释。
周、吴二人自然是遥望北平、口诵天恩不止。
孙博雅随后说道，“我这次过来，除了打退清军主力，确保长城沿线无虞之外，还负有接应塔山、高台堡、前屯几处将卒，收拢关宁溃兵之重任。临行前，今上特意嘱咐我说，关宁士卒久经沙场，能多一个人回来都是好的。现在我想问一下你们二位的想法，心中可有良策？”
吴月先苦笑道，“山海关守军在这次防御战中，损失及其惨重，怕是没有能力出城野战，接应关宁士卒南下了。”
孙博雅其实在心底里，也并没有将希望寄托在吴月先身上，听到吴月先拒绝后，便将目光投向在了松江伯周进的脸上，希望能从松江伯口中听到一个令他满意的回答。
周进本来不想操这份心，被围困在塔山、高台堡、前屯等几处地方的将卒，即便被解救出来，那也将照例划归给山海关总兵吴月先统领，以便加强长城沿海的防御力量，不可能让这些关宁军士卒，合并到登莱军，由他松江伯周进掌管。
但问题是，周进现在除了节制登莱军以外，还监管旅大军和东江军，若是能通过这次行动，将一部分关宁将卒，补充到旅大军或者东江军营中，对于周进来说，还是不无裨益的。
而且他也需要一些时间，为旅大军和东江军的平安后撤，创造有利条件。
周进便率领登莱水师，移驻觉华岛，此处原本曾被女真诸部攻占，各项防御设施也遭到严重损毁。
但周进驻守觉华岛，并做出进攻宁远卫城的姿态，还是吸引了清军一部分主力，和登莱军隔海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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