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同夷狄的不同态度——其实严格意义说起来，态度都一样，那就是打，不同的是是否占据其土地，是否可以使其入华（合并进中华大家庭）——这是是勋所说的第二个问题。
“孟子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以之责陈相也……”陈相作为儒门弟子陈良的学生，却去追随被孟子认为水平低幼的农家许行，孟子乃有是语——“为夏之道绝过于夷，以下从上，民乃蕃育，以上就下，民必困穷。然陈相之学于许行，得非夏而变于夷耶？乃知事有反常者也……”不要以为咱们文化先进，就必然不会被落后民族所同化了，必须随时警惕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冲击和破坏——这是是勋所说的第三个问题。
最后综合一下：“是故有稼穑之土，有耕织之劳，始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是成中国也。四夷之不如中国也，为无稼穑之土，无耕织之劳，使民困穷。中国可收其土即收之，教其民稼穑；不可收其土则逐之，使不为祸——斯乃用夏变夷，孝武皇帝收南越、五原、朔方是也。其夷狄之民困穷，乃有禽兽之性，无日不望得中国之土，然得其土而不知稼穑，遂更使中国困穷也——斯乃夏变于夷，今之五原、朔方是也。
“是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为诸夏无君，而礼仪是在；夷狄无君亦可教化，若有君必成禽兽矣！”少数民族不抱团儿，咱们就容易同化他们，一旦抱团儿甚至立国，那就危险啦——“吾前请魏王分析匈奴、乌丸各部，即为此也。”
传统中国人看待外族，鄙其落后，恨其侵扰，观点都是同一的；但对待外族的态度，却往往走两个极端：一是以为外族既然落后，那便不足为中国之患，只要教之礼仪，必能同化；二是以为外族不可教也，必须明确“华夷之分”，严防死守，才能保证中国的安靖。
就这个年月而言，大一统的强大王朝虽然已经走向没落，终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外族尚不能威胁其腹心之地，基本舆论还是倾向于前一种态度的。所以这时候的中国人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能力，但同时对外族入侵缺乏足够的警惕心——“以为读经识礼，服中国之章，即为中国人也。而不知所滋育者不变，是终不能中国也。”
其后“五胡乱华”，第一个掀起反旗的刘渊，那就是相当汉化的匈奴贵族，史书上说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然并卵，只要他的部族还没能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绝大多数匈奴人都没有中国化，刘渊一旦回去，立变匈奴单于，而非中国君主。
中国人必须经历多次惨痛的教训，才能明白这一道理，比方说“五胡乱华”，比方说“安史之乱”，比方说残唐五代，所以到了宋朝，相关华夷的思想倾向就逐渐右倾，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导致了明、清两代总体思潮的全面保守，活力渐丧。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相对此一倾向，是勋尚无需赘言。
对于今日之病征而下药，是勋主要教导学生们要明确“华夷之辩”，并且警惕“夏变于夷”，在兼并和融合外族的问题上，不可只看表面（用中国礼仪、服章），而要看到深层（是否真正改变了生产和生活习惯）。而且这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楚之附周，在文王之世，而尚溺昭王汉水，问九鼎洛阳，至秦收之，始入中国。乃知用夏以变夷，亦当行之数世，始验。”
若是能在保持包容性的前提下，提高对外族的警惕心，或许不会再蹈“五胡乱华“之渊薮吧。
宣讲完毕，即使学生自由提问。突然间站起一人来，询问道：“闻先生盟拓跋而使雄漠南，收其酋为假子，有诸？何与所言相悖耶？”（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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