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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上“厌食症女孩”的标签
与弗里曼相似，珍妮特·麦科迪和记者雷切尔·阿维夫也在她们的新书中讲述了其厌食症的经历。麦科迪在回忆录《我很高兴我妈妈去世了》（I’m Glad My Mom Died）中写道，她先是患有厌食症，后来又患上了严重的贪食症。阿维夫在《我们自己的陌生人:不安的心灵和造就我们的故事》（Strangers to Ourselves: Unsettled Minds and the Stories That Make Us）一书中，讲述了她6岁时因厌食症住院的经历。
对于那些易患厌食症的人来说，一个常见的因素似乎是“突发”或“触发”事件。
对于阿维夫来说，这一切都发生在赎罪日，那天她意识自己对食物产生抗拒。她写道:“这个决定保留了节日带来的宗教活力，并带有殉道的气氛。”
对于麦科迪来说，当她还是一个11岁的儿童演员时，她安静的厌食症母亲指导她“卡路里限制”，她迫切希望在青春期之前，看起来更年轻，更瘦，以获得角色。
对弗里曼来说，那是在体育课上，她坐在一个腿很瘦的同学旁边，那个同学看着弗里曼的大腿说:“我希望我像你一样正常。”突然之间，“我内心的一条黑色隧道打开了，我从里面滚了下去。”她写道，正常很无聊:“正常什么都不是。”
因此，厌食症成了弗里曼的身份。“在90年代，当我还是个青少年，还有其他选择，如哥特、滑板、朋克，但我选择了这个。”她的病情恶化迅速而严重，需要多次住院治疗。
一旦厌食症的身份根深蒂固，就会在医院病房等群体环境中不经意地受到鼓励。虽然目标是让女孩们从医生那里学习新的行为，但在实践中，阿维夫和弗里曼都目睹了她们的同伴相互学习行为，强化甚至加剧了她们的饮食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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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食症与精神疾病相关联
不足为奇的是，201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上学的女孩比男孩多，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更容易患上厌食症。
正是这一社会影响的证据，导致一些人指出，社交媒体要么是引发疾病的因素，要么是加剧疾病的一个因素。今年1月，纽约州哈德逊河畔黑斯廷斯的一位母亲对Meta、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提起诉讼。
据The Rivertowns Enterprise关于这起投诉的报道，在开始关注与锻炼和饮食有关的账户后，这些应用程序开始向患有厌食症的女儿展示与饮食失调有关的帖子。有趣的是，一些饮食失调诊所现在不鼓励患者在社交媒体上互相加好友，因为尽管相互支持可能有所帮助，但竞争和陷入旧习惯的倾向大于好处。
不出所料，习惯——它们如何形成以及如何打破——是当前厌食症研究的一个焦点。不吃变成了一种仪式和陷阱。
正如阿维夫在她的书中指出的那样，“最终，一个冲动的决定会积聚动力，变得越来越难以逆转。”
弗里曼强迫症助长她的厌食症。“厌食症是非常严重的强迫症，强迫症般地计算卡路里，”弗里曼说，“对我来说，这种套路让我感到非常安心，非常舒缓。”让自己挨饿可以成为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
在她的书中，弗里曼还指出，一些医生认为厌食症和自闭症谱系障碍之间存在交集，两者都有一种共同的思维僵化。这也可能与基因有关。2022年瑞典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这些疾病的家族史之后，饮食失调母亲的孩子“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和自闭症谱系障碍有显着关联”。
在这三本书中，一种无力感和控制欲成为这种紊乱的主要特征。这些无力感通常围绕着青春期、性行为和成年期的不适。(“我仍然穿着短裤来遮住我的屁股，我的屁股曲线优美，很有女人味，这让我很恶心，”麦科迪在谈到她早期的心态时写道。“我希望我的身体没有任何性暗示。”)
但弗里曼急于消除厌食症只是想要变瘦的想法。相反，她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自己看起来病得像个骷髅。这是在追求死亡。在精神疾病中，厌食症是最致命的;弗里曼和阿维夫的书都描述了在病友死后重新审视他们的案例。
“厌食症是一种告诉别人你不快乐的方式，而不用说出来，因为说出来看起来很理所当然，”弗里曼解释，“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外在表达，表明这里的某些事情非常错误。”
2022年英国对1.5万名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女孩患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是男孩的两倍。2019年《柳叶刀精神病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少女和年轻女性的自我伤害在2000年至2014年间增加了两倍。从2010年到2020年，去年美国女孩患重度抑郁症的比例增加了145%。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2021年，近五分之三的少女表示感到“持续悲伤”，这是十年来的最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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