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摩利人的崛起至少要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乌尔第三王朝的结束算起。主要依据文献的研究目前仍难以全面描述亚摩利人的兴起，从结果上看，到青铜时代中期的后段（约前1800—前1550），亚摩利人已经遍布两河流域。南部两河流域取代乌尔第三王朝的伊辛（Isin）和拉尔萨（Larsa）王朝，其建立者都是亚摩利人。在幼发拉底河中上游地区，亚摩利人很早便控制了历史名城玛里（Mari），在底格里斯河的北方支流迪亚拉河流域，亚摩利人控制了地理位置重要的埃什努那（Eshnunna）。值得注意的是，在巴比伦的汉谟拉比（Hammurabi）重新统一南部两河流域之前，以安珊（Anshan）和苏萨（Susa）为中心的伊朗高原西南部埃兰（Elam）地区可能一度扮演亚摩利地方权力的宗主国角色。这从侧面揭示出南部两河流域中央王朝的崩溃及其后果并不能局限于两河流域河谷平原来理解，而应该放到更为广阔的时空之中，首先就是相邻的伊朗高原西南部，后者与两河流域的历史发展往往形成意味深长的呼应。
在汉谟拉比建立的前巴比伦（Old Babylonian）王朝留下的遗产中，通常被称作《汉谟拉比法典》（Codex Hammurabi）的玄武岩石刻可能是最着名的一件。但和《汉谟拉比法典》凝重的外表给人的印象可能有所不同，在社会治理上前巴比伦王朝与公元前三千纪以南部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阿卡德、乌尔第三帝国相比，有着相当浓厚的商业色彩。公元前两千纪早期，后世成为帝国之都的亚述城
在安纳托利亚的贸易网络已经足够表明早期两河流域远距离贸易的发达，最近波斯湾巴林岛上亚摩利人墓葬的发现，更为亚摩利人大规模参与波斯湾贸易的事实提供了新的证据。只是长期以来可能由于波兰尼（Karl Polanyi）等理论史学家的影响，人们对前巴比伦时期的西亚社会经济存在一定误会，特别是倾向于低估商贸活动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如果对这种偏见有所矫正的话，也就更容易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来说，巴比伦城的陷落和前巴比伦王朝的终结，卡塞人（Kassites）随之大规模进入两河流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亚摩利时代商贸发达、人群流动频繁的基本特征。这是西亚北非青铜时代晚期（约前1600—前1100）主要由赫梯（Hittite）、米坦尼（Mitanni）、新王朝埃及（New Kingdom Egypt）以及后起的中亚述（Middle Assyrian）王朝扮演主角的西亚北非“国际化时代”（International Age）的共同背景。
也就是说，两河流域乃至整个西亚北非亚摩利时代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正是两河流域、埃及等早期文明的文明成果开始进一步通过远距离贸易向更大范围扩散，扩散的通道包括陆地，也包括不同方向上的海洋。和常见对古埃及的刻板印象不同，至少从中王国时期（约前2040—前1730）开始，埃及就已经在红海沿岸留下了参与海洋贸易的足迹。中王国的结束和所谓“第二中间期”的到来，标志性的事件是希克索斯人（Hyksos）从今苏伊士运河对岸的巴勒斯坦方向，即古代的迦南（Canaan）方向不断迁入。学者们认为他们和两河流域历史上的亚摩利人是同一个人群。他们在埃及建立自己的王朝，将埃及纳入自己的商贸网络之中。等到第18王朝的开创者雅赫摩斯（Ahmose，约前1569—前1545年在位）将希克索斯人赶出埃及，新王朝埃及开始以一个扩张性帝国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跨越西奈半岛参与大国争霸之外，埃及新王朝积极参与对外贸易及资源开发活动，特别是在红海方向，大力开发红海沿岸黄金等矿藏，致力于打通从埃及到非洲之角和阿拉伯半岛进入阿拉伯海的贸易路线。
这样，在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的西亚北非地区，就形成了以乌伽里特（Ugarit）等附庸性城市国家为节点，以大国之间军事和商贸上的竞争与均衡为特征的国际化时代，学者们一般将这个“青铜时代文明世界”的重心放在地中海东岸。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青铜时代的西亚北非“国际化时代”不仅仅意味着各地区王朝之间的贸易往来与政治上的合纵连横，而且根据艺术史家的研究，更孕育了一个以高等级奢侈品为主要载体的“国际化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具有这种风格的艺术品无法根据其图像学特征归属于任何特定的传统。这种常见于墓葬和礼仪语境的高等级奢侈品受到区域内所有贵族的追捧，并作为重要的流通货品通行于当时东到阿富汗、西到西班牙、北至波罗的海、南到中部非洲的贸易网络之中。地中海东岸断代至公元前14世纪的乌鲁布伦（Uluburun）沉船，除大量的铜、锡锭之外，货品中还包括大量金银和彩陶，以及鸵鸟蛋壳、乌木、象牙与象牙制品等，为当时西亚北非发达的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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