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海达寻思何公馆是他在苍南藏身的密点，不宜暴露，还是去外面吧。
他对苍南市区的布局了如指掌，出于谨慎，决定来个水陆两用双保险:
“这样吧，可以约在万寿宫那边的‘豪享饭店’，烦请您安排一条乌篷船停在饭店后门的河上，我在船上等他。
顾先生抵达后，让他从饭店后门上船。杨公，您看这样可以吗?”何升天自然赞同。
次日中午，万海达在“豪享饭店”后门市河停泊着的那条乌篷船上，准时等到了“金城客栈”的账房顾先生。
使万海达稍微感到意外的是，顾先生对于这种见面方式并未表现出丝毫大惊小怪的样子，就仿佛早在意料之中，或者平时经常遇到，早已见怪不怪。
双方甫一接触，万海达就觉得这人很有可能是我党同志。
当然，这只是他的直觉，更不可能直言相询-他的这份直觉在苍南解放后得到了证实，顾先生果真是中共华中局直接掌握的一位地下交通员。
顾运顺的这个“交通”，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跑交通”。
“金城客栈”有为旅客提供寄存及转运物品的服务项目，加上旅馆任老板在苍南地面上结交的三教九流多如牛毛，顾先生作为旅馆的账房先生，可以为“跑交通”的同志中转情报和西药、医疗器械等紧俏物资提供便利。
此刻，两个同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中共地下党员在狭窄的乌篷船里见面了。
万海达直觉对方是同志，但顾运顺是怎么想的，他并不清楚。
两人寒暄几句，万海达就直奔主题:“两个多月前，有个名叫常德非的旅客在‘金城客栈’入住，他是怎么办的手续?”
顾运顺回忆:“的确有这么一位旅客在3月上旬入住‘金城客栈’，
但他已于日前离开了。这人的人住和离店跟其他旅客都不同，并未向柜上办理什么手续，任老板在接到不知是何人打来的一个电话后，就吩咐茶役腾出一个朝南且安静的房间。
一会儿那人就来了，不但没办理登记手续，也没付钱，等于是白住客栈。
我问任老板，如果警察夜间查店，拿着登记簿核下来有差池怎么办。
任老板说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到后院跟他说一声就行，由他出面搞定警方。
他还让我放心，这位旅客并非什么江湖歹人。”
看来顾运顺对常德非的来路也不甚清楚。
不过不要紧，万海达一边招呼顾运顺喝酒吃菜，一边把话题引到了任老板身上。
任老板这样的角色，开着一家规模不小的旅馆，正好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那么其中是否有张石泉这么一个家伙呢?
万海达试着把话题往这上面扯。
顾运顺当然不知他的心思，但可能因为也是干秘密工作的，猜测“汪先生”这么说肯定有其用意，就聊了聊跟任老板走得比较近的几个好友，其中一位“宓先生”引起了万海达的兴趣。
听任老板说，他和这位宓先生早年在行伍混的时候就已相识，提起宓先生，任老板的口气非常敬重，说宓先生手上拿得出些本领，而且是独家本领。
此公也很讲义气，当年任老板曾受道上朋友之托，请宓先生高抬贵手刀下留人。办成此事后，宓先生分文不收，一笑了之。
因此，任老板欠着宓先生一份不小的人情。
宓先生具体有什么本领，或者当什么官顾运顺对武术缺乏兴趣，也很少与官场人物接触，听过算数。
而任老板也只是因“刀下留人”之事跟宓先生接触过一两次，此后就没了来往。
这种情况，在战乱年间是常有的事。直到抗战胜利后第二年，这位宓先生突然登门拜访。
以任老板丰富的阅历以及长期从事旅店业的经验，自然不会表现出一副大惊小怪或故人久别重逢的激动。
不过，在接待方面的确是高规格，顾运顺估计应该是为了还多年前“刀下留人”的大人情吧。
这位宓先生就来过那么一次，在“金城客栈”后院的套房里住了三天。
这三天，那人没出后院一步，任老板则天天陪着在套房里喝茶饮酒，相谈甚欢。
第四天，顾运顺听客栈伙计说要去后院打扫套房，方知那人一早就走了，是从后门离开的。
此后，宓先生再也没有来过。一晃儿到了去年冬至后几天，任老板照例和顾先生在账房间核算本月账目。
前台伙计跑来请任老板接电话，这个电话大概让任老板有点儿意外，接听时声音比较大，顾运顺听到了只言片语:“什么?中风啦?现在人怎么样……哦，好，我马上过来!”
任老板返身回到账房间，让顾运顺把刚才清点出来的“黄白绿”取出一些——国民党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发行的金圆券已近似于废纸。
“金城客栈”一日两次，到后来甚至是一日三四次，把收到的营业款通过任老板在江湖上的关系及时兑换成“黄白绿”，存放在账房间的保险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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