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换成在特务处做内勤工作，参与整理情报。
后来，“复兴社”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陈换成被授予上尉军衔，戴笠亲自任命其为档案室第二股股长。
从那时到1946年3月戴笠空难殒命，陈换成一直被戴视为亲信，先后出任“军统”人事处二科科长、情报处内务科科长、机要档案管理小组副组长，军衔也由上尉晋升至上校。
戴笠死后，“军统局”由毛人凤执掌，不久该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陈换成作为戴笠的亲信，未受到毛人凤的排挤，但毛人凤为维持与另二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平衡，也未提拔他。
不久，机要档案管理小组撤销，陈换成调任“保密局”内部刊物《新使命》主编。
《新使命》属于机密刊物，相当于“工作动态简报”，每旬出版一期，只印五百份，内容很杂，举凡近期工作重点、工作成就、表彰、批评、制裁、各地工作站的情况、人事调动、校级以上特务的伤亡消息、福利待遇变更、特务器材研制、美援器材(武器)与特工技术情况等等，无所不包。
因此，作为该刊物负责人的陈换成接触到的情况甚多。
正是这种接触，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陈换成这个只知埋头为“团体”效力的特务书生开始关心政治形势和社会动态，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收听中共方面的广播，还阅读了情报处提供的一些中共读物。
使陈换成感到奇怪的是，他的思想变化竟然会被中共方面所掌握。
1948年9月，中共京苏地下党给他寄来了密信，希望他认清形势，立功折罪。
陈换成虽然从来没有直接干过一天特务工作，可是他在特务机关待了多年，而且接触的都是只有最上层头目才能接触到的“军统局”、“保密局”的核心机密，对这一行非常熟悉。
他断定“保密局”内部隐藏着中共情报人员，自己的行为已经受到了关注。
而这时国民党的败势也确实是一天比一天明显，因此他就不得不替自己的下半辈子作打算。
经过两个多月的考虑，陈换成决定弃暗投明。
三天后，他收到第二封密信，约其去夫子庙见面。
陈换成应约而往，’跟中共地下人员密晤，并接受了任务：提供他所知晓的“保密局”内部情况。
1949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上午八点，陈换成正驾驶轿车出门准备去“保密局”的时候，忽然被一报童拦住了推销《中央日报》。
陈换成买下报纸一看，心里吃惊不小：末版下方的印刷厂地址下面有一道指甲划痕！
这是他和中共地下人员约定的紧急暗号，表明他已被敌人发现，必须立即携家眷撤离，前往指定的地点，在中共接应人员的保护下迅速离开京苏。
当下，陈换成返回住所，让老母亲、妻子和三个未成年子女上车，什么东西也没来得及取就弃家而走。
就这样，陈换成全家六口在中共地下人员的保护下，先去了东海，又搭乘英轮去了香港。
在香港，他们隐居了四个多月，又在中共方面的安排下去了连沈，再转赴北都。
陈换成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的行为被中共确认为“重大立功表现”，因此，陈换成抵达北都后受到了中央社会部部长王浩东的接见。
王部长问陈换成目前有何困难，中/共可以帮其解决。
熟知“保密局”对付“叛逃附逆人员”密裁手段的陈换成说没有其他要求，唯求对其全家提供安全保护。
王浩东说，刘先生，“保密局”确实对你下了追杀令，不过请你放心，我们肯定会提供切实到位的安全保护措施。
之后，陈换成全家被安排在北都市京门附近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生活，开国大典后，他们全家又被转移到东海。
今年3月中旬，根据北都的指令，他们全家又分三拨先后前往九度，居住于夏津路621号，此处被当地百姓称为“薛公馆”。
不管在京都，还是东海、九度，当地公安部门都接到指令，要求对已被组织上改名为的陈换成本人及其家眷提供严密保护。
早在郭汝椿尚未来成都时，西南公安部长周兴就接到北京通知，指令要求成都市公安局担负起对郭汝椿全家的保护职责。
成都市公安局为此特地召集郭汝椿住所地的总府街派出所、第二公安分局的领导交代使命，严令务须落实，不得有误。
这一使命的具体执行者是总府街派出所，从那时起，派出所所长顾庆斋就多了一份心事。
尽管上级交代这一任务时没说明郭汝椿的真实身份，但顾所长知道这是由西南公安部周兴部长直接下达的任务，这个郭先生肯定是重要保护对象。
顾所长对这个任务当然非常重视，每天上班后的第一句话、下班前的最后一句话都会是关于这位郭先生的，平时还时不时打个电话给郭汝椿，分局领导每周下来过问对郭汝椿的警卫情况时，他总是陪同前往226号去转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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