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敦煌也存在问题：长期处于无序状态，甚至出现长达20多年的无太守“真空期”，俨然“独立王国”。当地土霸王们不仅坐地设卡层层盘剥，还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收货物，敲诈勒索，令过往商贾苦不堪言。曹魏建政后，尹奉接替马艾被委以敦煌太守之职，在当地整顿市场、推行军屯，取得一定成绩，但仍难驾驭专横跋扈的世家大族、清理多年积累的弊习，加之个人能力有限，恢复丝路繁荣的努力并不顺利。
仓慈主政，敦煌丝路再现生机
尹奉的继任仓慈则在治理敦煌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仓慈本是一名出身淮南的郡吏，曾被曹操任命为绥集都尉，专司屯田，颇有建树；再任长安县令，清约有方，吏民畏而爱之。魏明帝太和年间，仓慈被任命为敦煌太守。起初，对于新到任的父母官，各界并不看好：武将出身的陇西人尹奉都没能有效控制敦煌局面，这位淮南郡吏甚至连凉州籍都不是，如何能压制住当地豪强？
仓慈到任之初，针对敦煌大姓雄张的局面，采取“随口割赋”的方针：对于当地“大族田地有馀，而小民无立锥之土”的情况，按人口分划土地给百姓，抚恤贫羸，百姓只需勤勉耕种，逐年归还土地本价。此举既限制了地主势力的恶性发展，又缓解了社会矛盾。同时，针对连年战乱造成的人口减少问题，仓慈在处理诉讼之际多亲往省阅，除非必死之人，余皆鞭杖遣之，“一岁决刑曾不满十人”，有助于敦煌人口逐步回升。
仓慈最引人瞩目的为政举措莫过于完善过所制度，整顿贸易秩序，重振丝绸之路。所谓“过所”是一种过关文书，战国时期既已有之。《西游记》中唐僧取经团队持有的“通关文牒”，实际上就是“过所”。仓慈主政敦煌期间，凡是来到敦煌的商人，若愿继续东行，则由政府进行登记，发放过所，其上写明持有人的身份、目的地、发放时间以及携带货物等信息，以备沿途关津核查；如商旅决定自敦煌折返，不再东进，所携货物由政府“平取”（按市价公平交易），还贴心地派遣专人护送离境，以保人身和财物安全。
另一项举措是保护“异族婚姻”。汉魏之交，许多粟特人客居在凉州的丝路沿线城市从事商贸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故岑参的名篇《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才会有“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之句，诗中的“胡人”就是粟特人。在现存敦煌文书《杂抄》中，亦可看到“（仓）慈到郡，处平割中，无有阿党。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记述。
在仓慈的努力下，汉末魏初一度萧条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了活力，“民、夷翕然称其德惠”。仓太守到任数年，事必躬亲，殚精竭虑，最终在任上病逝。百姓官吏如同对待至亲般哀悼，“图画其形，思其遗像”。消息传至西域，经常往返于敦煌的各族商贾自发聚集在高昌戊己校尉及长吏驻地进行祭奠，更有甚者“以刀画面，以明血诚”，还有人为仓慈立祠。
千年回响，多元文化光耀敦煌
两汉以降至隋唐，各国各族商贾沿丝路来到敦煌经商、定居。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最多的要数粟特人，即汉文典籍中的“昭武九姓”族群。综合《汉书》《新唐书》等文献的说法，月氏人是粟特人的先祖，被匈奴驱赶到中亚，建立“贵霜帝国”。贵霜衰微后，其民散落河中地区，与原住民繁衍生息，形成了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等姓氏。由于月氏人起源于河西张掖郡的昭武县（今甘肃省临泽），故泛称“昭武九姓”，实际上是对生活在中亚的各商业民族的统称。
尽管学界对于这批信札的确切断代尚存争议，有“东汉末年”和“西晋末年”两种观点，但两个时点都距曹魏经营河西走廊为期不远。从文字上看，信札分别从金城、姑臧和敦煌等地寄出，最终目的地是中亚古城撒马尔罕（Samarkand）。粟特文书的发现证明，至迟在西晋时期，中国人发明的纸张已经沿丝绸之路向西传入中亚。
在这些粟特文古信札当中，编号为Ⅱ的那张横24厘米、纵41.5厘米，现藏于英国大英图书馆。该信以墨书写于纸上，里层用丝绸包裹，外包装则为麻织品，墨书字迹写明寄往撒马尔罕。
作为古代丝路上最活跃的商业民族，粟特人在我国西北各地留下了许多史迹与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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