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宋夏辽三国许多人过的都不安宁，赵光义尤其如是。西川已经派去了重兵，可是这一次剿匪远比以前困难，虽然调拨了大批的兵力和物资，但是迄今为止，成效不大。
其中缘由除了乱匪的四处活动已经把西川的官僚体系打乱，使其不能正常运行之外，乱匪不同于以往的做法起了极大的作用。以前，赵得柱是乱匪头领的时候，完全就是一副流匪做派，他们即便打下一座城池，也并不据守，抢掠一番后不待官军赶到便即离去。
那时的剿匪通常都是朝廷大军入山扫荡的过程。赵得柱中死后，朝廷本以为这是对叛匪的一次重大打击，想不到童羽继任后却比赵得柱更加难缠。童羽自从坐上了义军头把交椅之后，改变了以往打完就走、四处流窜的做法，他每打下一座城池，除了搜刮府库豪绅以充军备外，还开仓赈粮，广泽百姓，代行官府职责。
他进攻时所选择的城市也不再是就近就便毫无目的，而是优先选择影响重大的、和他已占据的城市可以互为犄角互望相助的地方。与此同时，他还在巴山蜀水险涉难及之处开始建立根据地，让老弱病残和妇孺都留守在这些建在深山大泽深处的山寨里，手下只留忠勇敢战之士，同时对这些人马进行整编，建立了骁雄、骁勇、骁战、骁胜四支军队，每军只有两万人，人数虽然少了，配备的武器装备却相对精良了，战斗力十倍于从前。
同时，童羽还加强了军纪方面的贯彻，以往破城得胜后，说是只抢豪绅权贵，其实小康人家，若家底殷实，也难免做了池鱼。有那人家女子姿色出众的，乱军入城，也难免有人起意祸害。虽说这些造反者原本都是家徒四壁的寻常百姓，可一旦手中握住了刀把子，其凶狠贪婪实不逊于匪盗。
而童羽严肃军纪后，每破一城都要求秋毫无犯，所需补给先尽府库取用，不足时便号召百姓检举当地为富不良的奸商豪霸，抄没他们的家产以补不足，若有剩余便赈济百姓，而那些声望良好的缙绅人家，哪怕家资百万他也决不取一文。
这一来童羽的军队大获民心，以往攻打一处城池时，当地的豪绅巨贾都不遗余力地在人财物各方面支持官府，如今则大大不然，有时攻取一座城池确实如同成都知府周维庸所说的旌旗所至，望风而降，连一点象样的抵抗都没有。
而义军中坐第三把金交椅的王小波则成为童羽最为倚重的幕僚，为他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吾疾苛税之重，今为汝减之，吾疾耕者无田，今为汝分之”的三吾口号。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每到一处赈济贫穷、免减捐税，分田分地，由此大获民心。
童羽的一系列做法，使这群到处流窜的乱匪开始具备了一支正规军队的模样，而王小波的一系列做法却使这支军队又具备了政权的特征， 这使得朝廷对西川那些泥腿子再也不敢等闲视之了。
河西那边的情形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趁着辽国和夏国在丰台山地区发生了冲突，潘美组织了几次反击，虽说他现在兵力有限，而且不占地利，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夏军被迫放弃了横山东线前哨的一些堡寨烽燧，不料宋国这边刚刚占了上风，辽国那边马上停止了进攻。萧太后的使节这时也赶到了夏国，双方开始展开了谈判。夏国一面与辽国谈判，一面集中兵力，对宋国这边又发动几次反突击，夺回了一些堡寨，双方胜负掺半，总的来说，目前仍是一个僵持的局面。
一个西南，一个西北，让赵光义伤透了脑筋，新春的大假刚刚放完，一大早开完了朝会，他马上留下了军政各界的几位首脑人物，在文德殿议起了这两件令他头痛不已的大事。
待几位大臣施礼已毕，赵光义开门见山地道：“诸位爱卿，如今西川糜烂，河西胶着，朝廷分心两顾，颇为吃力啊。西川乃朝廷腹心之地，逆匪作乱于西川，则荆湖云贵乃至关中都不得安宁，此腹心之患不可不除。河西杨浩谋反，无视朝廷，此乃大逆不道之举，亦不可不诛而儆天下，然当前局势，西南西北两地作战，谁主谁次，谁轻谁重，诸位爱卿有何见解？”
对于军事，枢密承旨曹彬做为军方最高首脑自然应该首先表达自己的意见，当即出班奏道：“圣上，西川百姓聚众谋反，其远因是我朝当初并取西川时杀戳过重，王全斌又纵兵为匪，四处劫掠，以致激起民怨，近因则是我朝一统西川后，前蜀之苛捐杂税未予取消，百姓生活艰难，生计无着，盐茶政策又出了大问题，如此种种，导臻民冤沸腾，此时又天灾频生，方才揭竿而起。
说起来，西川乱匪，不过是一些走投无路的草民为讨口食而纵掠四方罢了，其危害较之河西天壤之别，故而臣以为，对西川乱匪，当剿抚并用，一方面对冥顽不灵者以重兵围剿，一方面取消苛捐杂税、调整西川盐茶政策，施粮赈灾，切断乱源之根本，则祸患自然消除。而河西杨浩本为宋臣，却据地谋反，此獠不诛，何以警天下？如今杨浩刚刚称帝建国，根基浅薄，又与辽人交恶，正是天赐良机于我朝，朝廷应当稳住北朝，以重兵讨伐河西，毕全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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