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寄生虫》在首尔市的首映礼，我和宋康昊、赵汝珍等人又马不停蹄地去往东京参加首映礼。
高丽电影在东瀛上映，一般来说都很少受到关注，但《寄生虫》却吸引了大批粉丝。这些粉丝有在东瀛上学、务工的华国人和高丽人，也有之前因为《昼颜》而关注到我的一部分东瀛粉丝。
首映礼上，我遇到了泷内公美，她是特意来支持我的。
四年前，我要拍《昼颜》，原本籍籍无名的她，毛遂自荐，凭借着那份坚定而执着的信念，打动了我。而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泷内公美的表演得到了观众和影评家们的一致好评，《昼颜》也收获了不错的票房。
尽管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她并没有获得那一年东京电影节樱花奖最佳女主角奖，但她的演艺事业的确从此上了一个台阶。
“这都要感谢你。”她与我深情地拥抱，“9月份，我有一部电影要上映，名字叫作《火口的两人》，希望你可以来参加我的首映礼。”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的。”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寄生虫》在东瀛开画，首日票房3.12亿丹。超过了《我脑中的橡皮擦》此前保持的2.58亿丹的纪录，并有望在下画前，突破40亿丹，折合人民币2.6亿元左右，并打破高丽电影在东瀛公映的最高票房纪录。
这个成绩还是能够令人满意的，毕竟东瀛的人口也就那么点，不可能像国内一样，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观影人次。
而随着《寄生虫》在高丽和东瀛公映，影片讲述的故事也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讨论。
有人说，这是一部无产阶级向资本主义宣战的影片。
也有人说，这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无病呻吟。
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
但不可否认，他们的讨论让《寄生虫》这部影片真正地火爆了起来。
高丽着名的电影杂志Cine21向我发出了邀请，他们希望我可以接受采访，谈一谈拍摄《寄生虫》的心路历程，我自然十分乐意地答应了下来。
7月10日，我从东京回来，杂志负责采访的主编亲自到机场接我，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
“骆导演，其实在《釜山行》的时候，我们就曾邀请过您，但那时您工作忙，我们最终还是缘悭一面。”
“是吗，我不记得了，哈哈。”
“呵呵，您是贵人多忘事。”主持人用微笑掩示尴尬，“在《寄生虫》之前，很多人都希望你可以拍摄《釜山行3》，可是您为什么会选择《寄生虫》呢？”
“《釜山行》这个系列，我不打算拍了，现在没有这个计划，以后恐怕也不会有。”
“为什么？”
“因为我想尝试更多类型的影片，就比如《寄生虫》这种现实题材的影片，它难道不比一部商业片的续集更有意义？”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主持人只能顺着我来说，“那么言归正传，听说《寄生虫》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于真实事件。”
“嗯，去年发生的朴社长一家被杀事件，但我在里面做了一些艺术加工。影片表现出来的，或许是更加残酷的现实。”
“可是，您作为一个华国人，对高丽社会的认识是否带着某种偏见呢？比如你在电影中反复强调的味道。”
“味道是贯穿这部电影的重要线索，每个人都有味道不是吗？可是你闻得到自己身上的味道吗？”
我的话，让主持人陷入了思考。
“人都是不自知的，你的眼睛能看到别人，却看不到自己，你的鼻子能闻到别人的气味却闻不到自己的。如果你想要了解自己，只能寄希望于别人的眼、鼻、口，但那是客观的吗？”
“我承认，我拍《寄生虫》带有某种主观意识，但作为一个导演，不只是我，所有人都会有主观意识。只不过我是一个华国人，由我来扯下这块遮羞布，或许会让一些人受不了，甚至恼羞成怒。”
“但好的影片终究是好的影片，抛开故事情节不谈，你知道我在电影中，运用色彩对比、构图设计，以及镜头语言，而不是依赖于表演和台词，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出了怎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手法，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就算是高丽的导演来拍，也绝对不会拍得比我更好。”
关于这次的采访，我并未怎么放在心上，然而后来却听说我的某些言论，被人说成是“狂妄自大”。
狂妄自大？呵呵，笑死。狂妄自大也要有狂妄自大的本钱。
就在昨天，我已收到了戛纳电影节的邀请，《寄生虫》入围了包括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等三个奖项的评选。
与此同时，《寄生虫》还入围了在9月份举行的高丽春史电影节的六个重要奖项，其中包括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女配角奖、最佳原创剧本奖和最具人气影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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