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可没听着！”杨双花又开始耍赖。
“二姐是那么说的，我听见了。”卓珊坚定地站在了二姐一边。
“说过。”泉子也附和媳妇。
“怎么样，他俩都听见了吧？即使你们没听着，我掏钱买的房，你们这房子不要了，想给别人，是不是听听我的意见？我不是想占这个房子，是希望这个房子给你们晚年一个保障。”
“那已经给了，你说咋整？我们不能眼看着她死！”
“妈，爸，我就不明白，你们明知道房本已经改了，刚才还跟卓玉一唱一和的敲打我，想让我再为换个大房子掏钱？我养活你们是义务，我凭什么还养活他们？他们拿过我多少钱你们不知道吗？那都是我的血汗钱！爸，妈，你们这样太让人心寒！”
“等赶明儿个还给你！”杨双花强硬起来，“你寄回来一万九千出头，我和你爸身体还行，以后捡破烂儿还你！”
卓玲一下子哭出了声：“妈，你这记性不错啊？我是按一万九人民币寄的。也许你现在觉得钱不多，可那是我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攒的，还向老板预支了工资，给你们寄完 3700 澳币之后，我兜里只剩下 1 块 3 澳币，换成人民币七块钱。但当时，我没去想自己怎么用这 1 块 3 澳币支撑十天的生活，心里只有自豪，因为我终于可以为我的爸妈买一个栖身之地，让他们从今以后不再居无定所！”
“你们欺负我妈妈！”管毅彤喊完这句话也两眼通红。“妈妈，别在这儿了，我陪你回家。”
卓玲起身欲找鞋，卓珊上前安抚二姐，突然一声怒吼在整个房间掀起巨震：“你个王八犊子玩意儿，杂种X的，没事闲的在我家里挑外撅！XXXXX！”
是杨双花在骂卓珊。特别难听。虽经过四十多年县城文明的熏陶，她依然改不了说脏话的毛病。
泉子忽地站起：“媳妇，走，回家。”
“你骂自己的孩子的骂这么难听，实际上你骂的不是自己吗？”卓玲边穿鞋边说。
“你也滚XX蛋，损我们两个老的跟损三孙子似的，有俩儿钱装XXXX！”
卓玲穿上鞋和衣服：“妈，你做为一个母亲，当着我儿子的面用脏话骂我，如果你不正式向我道歉的话，我不会再跟你见面。你们保重！”
这时，大门响，卓玉和柱子拎着点蔬菜进来了。一看室内气氛不对，“怎么了这是？”
卓德广喊：“走什么走？你妈说话就那样，你们又不是不了解她！”
柱子劝大家都坐下。
“因为啥呀？”卓玉问。见没人吱声，她又敏感地追问一句：“是不是因为我呀？”
“还问啥？因为一个破房子把人都得罪光了，逼着我给她道歉！”杨双花气哼哼地回道。
随着一声凄厉的长嚎，卓玉已经扎到床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紧接着在一声漫长细弱的抽泣之后，卓玉没了声息。
众人连喊带叫，掐人中的，拍背的，卓玲没有上前，趁乱带着儿子出了门。卓玲不知道姐姐是花了多长时间研究原生家庭的本质，才能提炼出那么一句精辟的话：你要想改命，就得离这家人远远的。现在，她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完全赞同了。
“妈妈，你别生气，我和你一块回家。”
“你还是留下来给大伯过生日吧，告诉你个事，但目前得保密，跟谁都不能说，我们去澳洲的签证已经下来了，可能三五年内，你都见不到大伯一家。说心里话，这个地方，我再也不想回来了！”
看得出来，管毅彤比母亲还忐忑，他坚持送妈妈到长途客运站，“妈妈，你太不容易了！”
卓玲重又涕泪涟涟。不仅是跟娘家的委屈，还有命运被利昂抓在手里的恐慌。
“儿子，你要做好准备，我们到了澳洲会很难很难，比你经历过的任何时期都、难！”她本想用残酷这个词，但怕让儿子担心，还是用了个“难”。
“没事的，妈妈，我们住红房子那会儿多穷，但我最喜欢那个时候。”
他没有看她，低着头，用脚蹭着地上的残雪。傻孩子，他以为“难”都是和贫穷有关。
毅彤 5 到 11 岁时，卓玲一家人租住在一个五十年代建的苏联式楼房的半地下室里，楼是红砖的，涂成了褚红色，所以毅彤总管它叫红房子。那间十三米的出租屋只有上午的时候才有阳光从上半截窗子透过来，与另外一家人共用厕所和厨房。到处爬满蟑螂。卓玲最不堪回首的记忆大部分来自那会儿。那是一段穷困的光阴，管立强没工作，没医保，光医药费就要花去家里一半的开支。因为在裕城没户口，孩子上学要花钱。卓玲没有一天不为钱发愁，曾经二十块钱三口人过了一周。她怎么也想不到，这样的日子却是儿子最美好的回忆。孩子要求不多， 无忧无虑的童年，有邻居玩伴，有个健全的家庭。卓玲难过地想，她给儿子的“美好”实在太少了。
毅彤把头扭到一边，似乎在看一棵光秃秃的树，或者是看落在枝丫上的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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