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
魏永明与女朋友来到西门旁的小胡同中，寻找一处极为隐蔽、但口碑极好的家常菜馆。
这附近保留了许多古老的街巷和民居，他们下车按导航步行，无意中看到一条街的路牌上写着“高都司巷”。
“高都司巷？”魏永明下意识停住脚步：“以前从没听说过这地方，但总觉得...似乎曾经来过。”
“我也有这种感觉。”女友仰着脸沉思道：“在我的梦里，你好像提起过这个名字。”
“是么。”魏永明顺着街巷望去，丝毫没有熟悉的感觉。
巷子旁边是一座高大传统建筑的侧墙，石墙到顶，卷棚屋面，小青瓦覆盖，完全是本地民居样式，窗户却充满着异域风情。
二人绕到正面，见大门上方是“天主堂”三个大字。门边还有一块基座，上面刻着：
圣母无染原罪堂，1866（清同治五年）方济各会建成。
“居然是座教堂。”魏永明奇道：“怎么修成这副模样？好新鲜。”
“是有些怪。”女友盯着紧闭的大门淡淡说：“这地方给我的感觉…有些亲切，还有点悲伤。”
“从1866年到现在，算是历尽沧桑了，总该有些故事。”魏永明看着她一笑：“或许也曾在你的梦中出现过？”
——史海钩沉
其一：
清同治七年七月，闽浙总督马新贻进京陛见后返乡祭祖。假满启程之时，内阁发出上谕，命其接替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同治九年七月，马新贻在官署附近校阅军队完毕，步行返回时路遇一人拦路喊冤告状。
马新贻感觉告状之人眼熟，待对方靠近才认出是曾在济南见过一面的阿祥，紧接着被其拔刀刺中肋下。
马新贻伤重不治，次日身亡。阿祥束手就缚，自报姓名张文祥。
清廷对此案极为重视，先后派出多名官员审理，均称张文祥是因私怨行凶报复，背后无人主使。
朝廷并未采信此种说法，派刑部尚书会同回任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再审，最终决定按先前所拟罪名定案。
参与审理的江宁盐法道袁保庆认为此案必有内情，拒绝在结案奏章上签字，当面前往质问刑部尚书。
刑部尚书闪烁其词，送出奏章后立刻离开江宁，吩咐下属回京复命，自己辞任返乡，终生不再为官。
许多人认定马新贻之死是因为追查太平天国财宝去向，得罪了以曾家为首的湘军集团，而查案官员则不敢深究。
但随着张文祥被判凌迟，此事真相再难查明，“刺马案”遂成晚清四大奇案之一。
其二：
张皮绠手刃僧格林沁后离开捻军回到家乡涡阳，改名换姓、娶妻生子，在集市上做起了小生意，日子过的不错。
一日他酒后失言，向人炫耀自己亲手杀死僧格林沁的事迹。恰好山东巡抚丁宝桢派人来此秘访张皮绠的下落，旋即将其抓捕，并在他家中搜出了僧格林沁的朝珠。
张皮绠被押解往济南，经审讯后凌迟处死，年仅二十四岁。但他始终未忘记魏永明的叮嘱，直到咽气前也没说出与西城营有关的一个字。
其三：
武七回到家乡后，将积攒的银子交给可靠之人打理，用来置地收租、放贷生息。他自己则四处走街串巷，靠着保媒拉纤、捡破烂和乞讨勤俭度日、继续攒钱。
二十年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
五十岁的武七终于实现了毕生理想，在家乡堂邑县柳林镇建起第一所义学堂，定名崇贤义塾。
义学堂内盖有瓦房二十间，共花费四千七百多吊钱。其中四千吊是武七三十年间的全部积蓄，其余由当地士绅捐赠。
学堂建好之后，武七不但跪请当地举人、进士前往授课，还逐一恳求贫寒人家送孩子去上学，并将先前所置田地全部捐为学田，用收取的地租作为学堂经费。
此后数年间，他又陆续在馆陶、临清两地建起第二、第三座义学堂，自己却依旧过着清贫的生活，一生未娶妻置家，就住在学堂之中。
山东巡抚听说了武七义行，特意亲自召见，下令免征学田钱粮和徭役，并捐银二百两，赐名武七为武训，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
朝野被武七的绝世奇举所感动，光绪帝授予他“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武训之名由此被天下得知，
光绪二十二年，武七病逝于临清御史巷义塾，终年五十九岁。十年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坟墓、建祠立碑。
武七的事迹受到后世的钦佩敬仰。直至今日，在他曾经办学的地方，仍有以武训命名的道路、公园、学校和纪念馆。
其四：
光绪六年，江苏人刘鹗拜入张积中师弟李光炘门下，成为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
二十多年后，刘鹗为资助朋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刚刚创刊的《绣像小说》上发表了章回体作品《老残游记》。
《老残游记》位列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位，书中通过一名江湖郎中的行走见闻，清晰展现出清末山东多地的社会面貌，并着力描写了一处类似黄崖寨的地方，隐晦表达了作者刘鹗对其师伯张积中以及当年黄崖惨案的抱屈鸣冤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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