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手比划了一下：“三斤多重，好甜，我们那里的麻糖都是用红薯熬的。但这玩意儿有个问题，吃了不容易消化，肚子发胀，见天放屁。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砰砰砰，连环屁又臭又响。我小时候，家里穷，天天吃。我爸晚上放屁特别响，我妈就叫‘永富，永富，你憋一下，我熏得受不了啦。’”
何情掩嘴，笑得花枝乱颤。
孙朝阳：“我们那里穷，一年十二个月，有七个月吃红薯。可说来也怪，出县城不几十里地就是眉山县，就是苏东坡的老家，那里是成都平原，是鱼米之乡，人家那日子过得。”
“富裕地方的人常常笑我们仁德，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吗？‘啊，亲爱的仁德城，挂满了红苕藤。’我们穷，我们心中好难过，我们所有的孩子自生下来，父母就在耳边不停灌输让我们好好读书，考出去，走出去，以后不要再吃红苕了。”
“也因为如此，我们县的娃娃特别能读书，都有文化，我们县城街上给自行车充气的哥们儿都能给你背一篇《卖油翁》，但没有什么卵用。人太多了，竞争太激烈了，而且国家给的高考录取名额又少，分数又高。”
孙朝阳说得动了感情，道：“如果小小高考回四川老家，就会面对异常激烈的竞争。她遗传了我们仁德人特有的秉性，读书非常刻苦。对，她就是一根从贫瘠的红土里顽强探出头来，顽强向天空伸展身躯的红苕藤，坚韧不拔。老师说过了，以她现在的程度，如果留在北京，北理工、北航还是可以争取一下的。但如果回四川，估计也就一普通高校。”
何情感到奇怪,问：“那是为什么呢？”
孙朝阳：“北京高校多，对本地学生有优惠，录取分很低。打个比方吧，四川学生如果考北京的名校要六百分的话，本地人五百来分就能进。我就是打个比方，描述上不是太准确，反正就是个意思。残酷吗，是的，世界就是这样，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小小已经那么用功了，我希望她有一个好结果，有不一样的人生。”孙朝阳：“这也是我今天这么开心的原因。何情，我很高兴，我们得庆祝一下。”
何情：“要不，我去收拾一下，我们去外面吃。”
孙朝阳：“你这不是巧立名目大吃大喝吗？不吃了，不吃了……我们换一种方式……”
说完，他就急冲冲跑进卫生间，里面乒乒乓乓一阵乱响，好像是在倒洗澡水。
孙朝阳欢乐的歌声响起：“喜刷刷喜刷刷，哦哦哦，喜刷刷喜刷刷……我爱洗澡身体好好，哦哦哦……”
最后的结果是，孙朝阳跟何情都没有吃晚饭。
这两天大太阳，气温高。到夜里的时候，浑身大汗的二人饿得钻心，强忍着内心的悲痛起来做饭。
这个时候他们才体会到有老人在家的好处。
户口虽然迁移过来了，但其他手续还有不少。
粮食关系也要去办，这很麻烦。
孙小小是中学生，每月十六公斤。孙朝阳是脑力劳动者，口粮也是每月三十二斤。这个定量甚至还比不上单位老丁，老丁是体力劳动者，每月四十二斤定量。天干饿不死厨子，他的定量根本吃不完。
其他如肉食、副食品、油、糖酒什么的，也有定量，好大一堆票证。
其中最稀奇的还有一张开关票，上面印着电灯拉线开关一只。
孙朝阳好奇，问这是啥。回答说，现在大伙儿都用白炽灯，拉线开关里是一个薄铜片，拉的时间长了，线容易断，铜片也会失去弹性失灵。用工业票去买太可惜，索性就印了张开关票。这没什么奇怪的，粪票你见过没有，一车一票，遗失不补。
其实，现在也许个体经济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市面上的商品已经开始丰富起来，再过德一两年，这些票也要开始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就彻底作废了。
说起票据，其实黑市上有不少人倒卖。
孙朝阳记得当初砖瓦厂就有个哥们儿从事这一行当，九二年的时候，他还收了一大堆粮票，结果全部砸手里了，搞得一家人没饭吃。可见，个人的奋斗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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