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铁路在五十多年前诞生的时候，齐国的工程师在设计载客车厢时，他们唯一能够拿来参考的东西就是马车。所以早期的载人火车，实际上就是一长队串在一起的马车车厢，被一辆蒸汽机车拖着在铁轨上跑。
这样设计出来的火车车厢，从一开始就带有阶级差异的鲜明烙印。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列车包厢依然是封闭而奢华的空间，二等车厢是相对简朴，但也保持着必要的舒适，而为大多数普通阶级提供的三等车厢，只是装上围栏的敞篷火车，四面漏风，雨天淋雨。一直到乾武二十六年（1668年）才被装上顶棚，继而又装上了透明玻璃窗。
车厢里的豪华包厢，是在统一的长车厢里被分割出来的一个个独立空间。在这些包厢的门外，配有一条长走廊，列车员可以在这样的走廊上巡视，提供客房服务，甚至在乘客遇到危难的时候进行救援。包厢本身设施完备，有独立的空间，而且在舒适和奢华的程度上要远远超过马车。
不过呢，在这样的包厢里旅行，用户体验却很“糟糕”，首先是坐马车旅行时最大乐趣——交谈被剥夺了。对于这种封闭而又孤独的空间，很多乘坐包厢的富人阶层不无自嘲（矫情）地抱怨：在火车上简直就是一种最为无趣的旅行，整个行程中除了烦闷而无聊，再无其他感受。
三等车厢的座位是背靠背的，不论是座椅靠背，还是椅子底部，只是铺设了一层帆布，硬邦邦的，毫无舒适可言。从一排和车厢一样长的窗户中，可以望向窗外的景色，聊以打发枯燥而漫长的旅程。
当然，若是不想在连续坐上三四个小时一直研究别人的面相，或者不能找到更好的消遣，你也可以捧着一本书，进行深入的阅读，或者试试与对面或者旁边的旅客进行一番长时间的交流。
从表面上看，铁路不过是改变了人类行进的速度。从精神意义上说，速度的提升其实意味着世界的缩小。
一旦空间缩小了，时间也自然要随之改变。在铁路时代以前，时差这种东西，并不像现在这样严格存在于不同时区之间。事实上，标准时间本身就是铁路的产物。标准时间的前身是齐国各个铁路公司为自己确定的“铁路时间”。
铁路时代以前，齐国的各个地区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时间差异，比如建业时间比大兴（今澳洲布里斯班市）时间晚一个小时，比桂州（今澳洲珀斯市）又早一个多小时。这样的时差对前铁路时期的人们来说并不重要。一个乘坐商船从建业前往大兴的商人，一路上会经历了一系列时间上的细微差异。当他抵达大兴时，只要抬头看一看城市中心的钟楼，照例校准一下自己的怀表，就可以继续当一个守时的商人。
空间的距离抵消了那些在不同区域之间缓慢穿梭的人所感受到的不适感。但是，铁路缩短了他们穿梭的时间，在空间上拉近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距离，就会自然而然地迫使它们在时间上趋于一致。
早在数十年前，在齐国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时间。列车在铁路上高速飞驰，任何时间上的差异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所以铁路公司只能推出自己的统一时间，这就是“铁路时间”。
在火车站里悬挂的时钟显示的不是本地时间，而是“铁路时间”。不同的铁路公司，又有不同的“铁路时间”。当几个铁路公司共用一个火车站的时候，就简单粗暴地有几个铁路公司就挂几块时钟，乘客买了个哪个公司的票，就按哪个公司的时间候车。
在这种混乱当中，铁路公司和乘客们开始呼唤统一的标准时间。在汉兴三年（1673年），在齐国交通产业部的统一协调下，所有铁路公司和政府投资控制的铁路线达成一致，以建业时间作为整个铁路网的标准时间。
当所有的铁路公司都按照建业时间发车的时候，各地的时间被迫向“铁路时间”妥协。汉兴五年（1675年），齐国内阁政府接受了铁路公司的选择，让建业时间成为齐国的标准时间。
此后，在统一的时间刻度下，在急剧压缩的时间和空间下，人们移动的过程越来越不像旅途，更像是一个个瞬间。
在马车或者徒步旅行的时代，旅行者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到达目的地。旅行目的地的感受，是以一种渐进的形式逐渐被旅行者观察到的。目的地本身只是旅途中的一个阶段，往返于目的地和出发点之间的过程，才是旅行的主体。
但铁路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旅行，随着速度的加快，旅客仿佛变成了一件件包裹，在列车停下来以前，旅客度过的是一段既不可控，也难以适应的过程。唯一可以庆幸的是，这个过程持续时间不长，所以人们在起点和终点之间无论是睡觉、发愣还是阅读，客观上看，都是度过了一段与旅行不相干的过程。
当人们随着火车到达、出现在旅行目的地的时候，传统的旅行那种渐进的融入过程完全没有发生。一个人在一段持续十几个、或者几十个小时变成“货物”的经历之后，突然出现在了旅程的终点。这时，他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没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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