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安玄武区春华街的静林公园西侧，一座东西合璧风格的办公大楼，威严地坐落在这里，装饰繁复华美，立柱和栏杆林立，开放的庭院用威海锡釉陶雕带来装饰，还有数不胜数的雕像和象征性的圆形浮雕。
这座建筑属于新近才成立的海外殖民事务部，可能是借鉴了欧洲哥特式风格，五层主楼的上方是一截高耸入云的尖顶，仿佛要刺破天穹，使得整栋大楼显得格外宏伟。
建筑设计师可能是希望用这个风格来呈现新的帝国风貌，同时也希望在这一极佳地点建造幻境，有尖塔、复折式屋顶、东方神兽、历史浮雕、高高的红砖烟囱，以及各种古怪繁复的装饰。
置身于高高的塔楼上，可以俯瞰整座优美如画的静林公园，以及万国博物馆、皇家宴会厅和移民事务部。这座与周围格格不入的高塔，似乎在向所有人展示帝国时代的变革即将到来。
随着国家实力的日益上升，疏离与浮夸之风，在齐国本土及海外领地都盛行起来。以政府大楼为例，无论殖民地本身多么无关紧要，其政府大楼必定宏伟豪华，正如一份有洞察力的刊物所言，“……保持力量的外表，经常能帮助我们规避真正使用力量的情况”。
即使是普通移民居住的殖民地，也以惊人的速度从朴素走向浮夸。
早期，东州宜人的村镇住宅用装饰雅致的石料和木板建成，是简单的东方式民居建筑。飞檐、吊斗、大大的窗框，粉刷得雪白的墙壁，外厢的厨房上不和谐地盖着瓦楞铁皮，高高的烟囱冒出焚烧桉树的烟，散发着香气。
从昌宁出发，沿着海岸，可以看见梅岭高原一侧边齐国早期移民定居者的石砌农舍――这些建筑如此坚固，如此朴素自然，有树荫遮蔽，干燥的石墙让室内温暖舒适，又如此优美地坐落在山脚。
然而，他们的等级与举止中的谦和精神并未一直传承下去。因为，早期开拓移民对自己所在之处的地位有着清晰地认知。而如今，齐国人在举目四望时，发现视线所及之处皆为“蝼蚁”，一股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在心底慢慢滋生。
近十几年来，包括汉洲本土在内的许多城市变得极为浮夸，追求更高、更大、也更奢华的建筑物。即使是临淄府的瑞云和玉屏地区小山丘上散列着数百栋低矮庭院，也带着一种富贵闲适的气质，修建整齐的林木，花团锦簇的鲜花，窗户玻璃反射着耀眼的光芒。
从威远到广宁，从淡马锡岛至南平，所有迅速崛起的城市，都居住着大量帝国的新富阶层，他们依靠咖啡、可可、楠木、橡胶、棕榈油、椰干、羊毛，哦，或许还有粮食，从而迅速发家，在这些地方建起了一座又一座不同风格的高楼大宅。
所有一切的新建筑并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教化意义，它们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高傲，似乎在说，我们就站在世界之巅。
在征服“蛮夷之地”时，齐国人跟历史上那些早期殖民者并无不同，都喜欢在征服之地留下自己的痕迹。
西班牙征服者用优雅的字体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了墨西哥的沙漠岩石上。罗马人则不顾亵渎神明，将名字刻在了门农巨像上。
齐国人也同样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这样原始的纪念，可能是在船只靠岸处，或者军队行军中途休息的地方，又或是警惕的哨兵夜里用刺刀尖胡乱地在驻地刻下的。
齐国毫无顾忌的宣称对南洋群岛拥有无可置疑的宗主权，你会看到在众多岛屿上俯瞰海港的高高峭壁上，就涂满了齐国战舰的名字和水手的名字，无尽地夸耀自己战功。
在富庶的印度次大陆，代表古老帝国的宏伟残垣中，庄重而堂皇的神庙里，华丽而奢靡的王宫里，齐国的征服者们――如路过的外交使节和情报人员、搜索前往印度道路的士兵、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冒险者，还有长途跋涉准备攥取财富的商人，全都不知羞耻地在上面刻下了他们自己的名字。
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杰拉特总督府，此时已经成了齐国驻屯军的一个军官驻地，在孟加拉达卡的巴拉卡特拉宫柔软的砂岩上，不少士兵也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所在部队名称，以及思乡的日期。
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幅画面，一个年轻的齐国士兵有些费劲地在一栋标志性建筑上刻着字，他穿着藏青色军服，系着白色皮带，火枪靠在墙边，军帽歪到脑后，胡子下面，舌头因为精力集中而稍微伸出双唇。直到查岗的军官走近，喘息声在盘绕的石阶中响起，他才赶紧将刺刀入鞘，将军帽扶正，背靠矮墙立正站好，以免身后石头上新刻的歪歪扭扭的名字，会显露出来。
齐国人似乎在用这种涂鸦方式，表明他们来过，征服过，继而又将其作为一种永久占据的标记。
“整个黔州总督区，人口规模二十七万余，粮食基本上也能自给，更兼驻有南非分舰队大小战舰十余艘，陆军三个混成营，地方守备乡兵团也有数千规模，是我们齐国经略大西洋最稳固的桥头堡。”海外殖民事务部尚书孟惠光站在一幅世界地图前，目光注视着南非的位置，轻声说道：“在黔州总督区绝对实力护持下，你此去开普敦代表我齐国政府接收荷兰人移交的殖民据点，应该不会有太大波折。但你知道，接收开普敦后，都需要做些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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