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秦国境内的众多茶商却因为担心引起揉茶工人的骚动而未敢投入使用，让准备大发一笔的齐国人愕然不已。
乾元三十年（1712年），江南众多商人联合齐国江南商社共同投资，准备修建苏松铁路（上海-吴县）。却不料，引发巨大争议，曾有无数马车夫驾驶车辆冲入铁路工地，阻碍施工，唯恐担心铁路通车后，会影响自己的生计。
乾元三十五年（1717年），大秦内阁于工部下设立织布局时，帝曰“十年内只准国人商贾附股搭办，不予另行招股设厂。”
“恐机器一行，失业则多，无从安置”。
礼部尚书樊伯思曾有奏章言及，“我大秦自强之道，与齐国相异。齐国以商务为国本，大秦以民生为国本；齐国之自强在经商，大秦之自强在爱民。齐国民数少，故用机器，而犹招募国中百姓以补人力之不足；大秦民数繁，故则少用机器，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
明末大乱，滋生无数游民，群起蜂拥，最终覆灭了大明朝廷，使清虏趁虚而入，神州腥臊。
大秦当以戒之。
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乡村郊野，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皆可视为“游民”。
游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潜意识里，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会改变现有一切。他们不理会秩序，渴望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
在古老封建王朝中，所谓“游民”，很大程度上是失地农人，或者农业社会的剩余人口。
齐国就没有产生“游民”吗？
自然是有的，但“游民”尚未游动，便多被政府强行给塞至海外领地，为王前驱，去开拓更多的民族生存空间。
而在儒家文化包裹下的大秦王朝，最为关注的永远是皇权的巩固，王朝的稳定，以及体制的固定。
“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民风不再，且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
叹之，一切历史最终都会指向制度本身，意识之基。
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每个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古老华夏之民，也概莫例外，未能免俗。
司马迁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金钱权力形成对政治权力的威胁，因此，观历朝历代，凡统治者无不极力打压商贾之势力，重农抑商，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以“均贫”削减贫富差距。
“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矣”。
因太后薨逝，举国而丧，艳舫上那名扬州大盐商正在为不能带走看中的娇俏“瘦马”，尚在郁积于胸之时，却又从户部盐政司收到了一个让他沮丧至极的消息。
为太后治丧，国用不足，协资巨万，以为皇家尽忠！
尔等商贾，速速打钱！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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